姓氏宗祠，或称宗庙，又俗称为“祠”或“祠堂”。它是同族子孙祭祀祖先的处所。姓氏宗祠建筑最普遍，是同族子孙供奉祖先神主、进行祭祀活动的场所，被视为是宗族的象征，是族权与神权交织的中心。特别是自明清以来，祠堂成了宗族祭祀先祖、举办宗族事务、议决重大事务的重要场所。

　　客家人从西晋到宋末由北方迁入，因语言、风俗的差异和利益矛盾，迁徙后常为争夺生存空间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这种“主客之争”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经常的矛盾和冲突，更造成客家人对血缘姓氏家族关系的依赖和重视，因此客家人的宗族观念和家族组织是最强的。他们认为，没有人祭祀的祖先，必定是家道衰亡或没有了后代。

　　民国《五华县志·营建志》有专目记载“城内各姓祖祠”。在城内建立一处祖祠的有：黄氏宗祠，在东门内；王氏家庙；胡氏宗祠，后毁；颜氏宗祠；温氏宗祠；朱氏宗祠；徐氏宗祠；周氏宗祠，在县府前；魏氏宗祠；刘氏宗祠；吴氏宗祠，在紫金山下；古氏宗祠；陈氏宗祠，在县府前；孔氏家庙；邓氏宗祠；卓氏宗祠，在西门；杨氏宗祠，在西门；江氏宗祠，后毁。建立二处的有：钟氏宗祠，一在学宫前，一在十字街；张氏宗祠，一在西门，一在东门，后毁；曾氏宗祠。李氏是大姓，建有三处：二处在东门内，一在县府前。

　　这么多的姓氏宗祠，为什么要这么集中建筑在一个本来就不大的城区内呢？这事虽然引起了笔者的好奇和注意，却想不出所以然来——终究是个谜！

　　后来在《温志》里终于解开这个谜团。《温志》：“（明）嘉靖二十三年，通邑捐金修学宫，合万馀两。以其馀建祠，祀各姓祖先。”这段文字虽然不多，但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也就是说，修学宫从全县募捐来的一万多两银子，尚有多余的银钱，怎么处理呢？这笔钱既然是用来修学宫供祀孔子的，转移到其他地方去都不合适。那么，就把这剩余的钱用来建一个“崇义祠”，供祀各姓的祖先。或许，以上各姓从中分到一部分银钱，作为资助，而把自身的宗祠建了起来。

　　按说，祠堂是神圣的，是各姓宗族的私有财产，一般是不会也不能给外人占有的。然而，宗祠也有“走运”和“历劫”的时候。革命一来，它就不可能是原来那样神圣了。譬如坐落在十字街原关帝庙侧、石柱塘东北角的钟氏宗祠，民国时期，先是国民党五华县党部，后来是五华日报社设在这里；1949年后，它又成为过华城农业中学、华城镇招待所。同样遭遇的还有建在十字街南门内的邓氏宗祠，民国时五华县卫生院就设在这里。1949年后，曾设为火力发电厂。如此遭遇的还有建在十字街交叉口的朱氏宗祠，民国时的五华县救济会就设在这里。还有建在十字街西路城隍庙左侧、靠近石柱塘北边的孔氏家庙，民国时期成了五华县参议会的会址。也在十字街北路靠西一侧的古氏宗祠，成了华城建筑工程队的驻地。还有是曾氏宗祠，同样在十字街交叉口，1925年3月周恩来率领的东征军把政治部设在这里；1926年五华县农民协会设在这里；1949年后被收为公产拨借给粮食部门储粮。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建筑在城内的各姓祠堂有二十多处，由于自然的侵漶、历史的轮回，或毁坏无存，或改建他用，或修复重光，经历着各自不同的遭遇。如今又听说，曾氏“宗圣祠”就修复得既闳且丽，奕奕生光，让人驻足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