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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故事

 古德生读高三时，被学校推荐去海军学院学习，这是个诱人的选择，但是，体检第一关就 因体重不合格而被淘汰下来。刚刚动心的志向泡汤了，他只好准备考大学。这是百废待兴的 年代，该报考什么志愿？那时他无意间在《人民 画报》看到一幅阜新露天煤矿的照片：一台八面威风的大电铲正向大机车装载着矿石，满载的列车，轰隆隆地奔驰着。这一壮观的场景深 深地吸引住了他，那时我国正处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热火朝天年代，他朦胧地意识到：国家非常重视发展重工业。一个向往上大学、做着金色梦的古德生就这样选定了志愿，从此与矿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记：据说，您读大学时放弃了不少兴趣爱好，这是为何？

 古：我上大学的时候每天都是三点一线，饭堂、教室、宿舍。最多就是星期六上午跟师范学院的学生一起去爬山，下午又回来学习。我读初中、高中的时候有许多爱好的，但是上大学后都把它们抛弃了，因为我心中有了明确的目标，所以觉得那些都是浪费时间。那时我的成绩优良，还当班长，并提前进入了学校的教师队伍。深受汪锦璋、钟时猷、夏纪顺、李德成等一代宗师的教育和熏陶，得到了老师正直为人、严谨治学和专业学术的真传，这让我终生受用。

 记：1960年您留校任教，但在那个年代，想搞科研也难吧？

 古：1966年 “文革”，学校长期处于瘫痪状态。我曾试图再度关门读书，寻找心灵的安慰，但偌大的校园难觅一角安宁。那时我在想：徒有一腔热血，空有一身力气，为什么不能做点有益于国家的实实在在的事情呢？1973年夏天，我内心再也无法宁静，毅然邀集几个志同道合的同事，冒着酷暑 来到了矿山生 产第一线——湖北长石矿。在这里，我们亲眼目睹工人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劳动，每吨矿石都倾注了他们全部的心血、汗水，甚至生命。其时，出矿作业在每吨矿石成本中占３０－４５％，在工伤事故中占４０－５０％，这是生产系统中最薄弱的环节！我心里强烈地感受到作为一位采矿科技工作者的责任，决心带头研制颠振型振动出矿机用于降低金属采矿的风险，并提高作业效率。

 记：为了实现这个抱负，您和同事们经历了不少挫折。

 古：那个时候，我从资料中发现前苏联专家曾有过“以振动来改善矿石流动性”的设想，豁然开朗，下定决心要将外国人的设想变为现实。

 为了弄清“振动”的奥秘，我和同事们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四处寻找灵感。不知道经过多少个不眠之夜，也不知道对自己的设计方案经历过多少次的否定与肯定，终于完成了单质体、超共振颠振型振动出矿机的全套图纸。

 拿出图纸不易，图纸变为设备就更难。“文革”年代，工厂停产，工人不上班，无法加工，我们只好自己动手，学着车、铣、刨、焊。在那个特殊年代，大家还要轮着 “下乡锻炼”、“农场劳动”、“学大寨”，常常一去就是一年半载，但大家矢志不移，断断续续坚持了五个年头。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和同事发明的颠振型振动出矿机终于在湖北长石矿试车成功。那天，工人坐在控制台前，轻松摁动按钮，矿石随着振动出矿机的振动不停地从井中“流”出，矿山上下一片欢腾。

 攀登科学高峰永无止境。继１９７０年代开创“振动出矿技术”新领域后，１９８０年代我们又实现了“采场连续工艺”；在这两项成果的基础上，１９９０年代又变革传统的“二步骤回采”为“一步骤回采”，实现“地下金属矿床连续开采”。这三步走用了１８年，给国内外传统采矿模式带来了变革，影响着金属矿业的未来。

 记：您几十年如一日在同一领域耕耘，对今天搞科研的年轻人有什么话要说吗？

 古：现在的年轻人无论生活还是治学条件都非常好了，但思想观念却变得越来越不单纯，这或许就叫多元化吧。我不反对多元化，但做学问不能功利。如果研究之前就想着名利，是无法做好的。其次就是要沉得住气，最好选定方向后，一门心思研究下去，如果做出了小小成绩就见异思迁，这样很浪费时间又失之肤浅。 

 记：业余时间您是如何调节身心的？

 古：我的业余时间很少，主要都用在科研和教书育人。身体不太好，精神尚可以，每天坚持散步，闲来栽花种草。

 记：作为功成名就之人，您如何看待名利？

 古：名利乃身外物，越想得到的人，越得不到，只要付出努力，一切随缘就好。一个人的最大幸福和快乐莫过于为国家作出了贡献。搞科研的人要摒弃功利主义，物我两忘，全身心地奉献给科学事业。

 记：可否介绍一下您今后的事业方向？

 古：做好教书育人。去年25间高校到我们这里开会，我把所有相关研究无偿给他们，让他们建一个实验室，我要把数字矿山技术作为他们专业主题之一和必修课，我一直很关注这件事，因为现在我在这个工程院里算是一个领头人，很重视工程院的院士人才培养。我会扶持他们，希望他们有所作为。

■记者手记

 阳春三月，在充满生机和希望的季节，本报记者在风景如画的中南大学院士楼见到了古德生教授。

 中南大学是国内矿冶产学研的“翘楚”，古德生是开创该校采选冶矿综合学科的“老行尊”。虽然古院士很少接受媒体采访，但当话题从最能拨动心弦的乡情切入时，一下子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76岁的老人愉悦地接待了来自家乡的新闻媒体人。老教授操着一口带有明显湖南口音的普通话，但这位从1955年就离开家乡并长期生活在长沙的老人并未把乡音遗忘，采访过程中不时用还算“标准”的梅县丙村客家话和我们交流。

 采访过程中，老教授的爱人在旁作伴，记者从她口中得知，古德生对事业一往情深，身体也不好，有高血压、糖尿病等，但工作起来很拼命，曾经在工作岗位上昏倒。有一次，她出差了，古德生中午做饭时，刚把饭锅放到灶上，突来灵感，便急忙回房绘制草图，不知什么时候开始，邻居呼叫饭烧焦了，开锅一看，原来饭锅没放水，米饭成了焦炭。

 老教授对当前的学术之风和人才培养念兹在兹。他说，做学问不能功利。搞科研，首先考虑的是做这个有没有意义和价值，现在不少人考虑的是只要钱多我就干，甚至有些人拿了钱还应付了事。所以评选博士生导师时，他就提出要符合两个条件：才足以教人，德足以润身。这也正是老教授几十年为人治学的真实“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