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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古直(1885—1959)，字公愚，号层冰，别署遇庵、征夫、孤生，广东省梅县龙文乡滂溪村人。他是我国现代著名的革命家、教育家、作家和古典文学专家。

作为革命家，古直于1906年即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成立的第二年年初就加入了该会，此后就追随孙中山先生积极进行民主革命活动。1907 年冬，他与钟动、李季子、曾晚归、曾伯谔等人组织“冷圃”学社，传播革命救国思想。1911年初，任汕头《中华新报》编辑，在该报刊发《告广东父老兄弟书》，鼓动反清革命。辛亥革命爆发一个月后，他与钟动等人发动了武装起义，一举光复梅县，任梅州军司令部秘书长。1912年，他在担任中国同盟会汕头分会秘书长期间，创办了《大风日报》，并担任社长。1913年1月16日，《大风日报》发表了题为《万恶政府》的社论，揭露袁世凯种种倒行逆施的罪行，成为广东讨袁斗争的先声。结果报社遭到查封，古直也被反动当局悬赏通缉，只好避居香港。1919年，他先后担任广东军政府陆军部秘书、封川县县长和高要县县长。1920年10月，他看到南北军阀内战不息，百姓蒙难，自觉无力改变国家命运，遂辞官归隐，退出政坛。解放后，曾担任广东省政协委员。

作为教育家，古直于1908年响应中国同盟会“教育兴国，办学育才”的号召，与李季子在梅城北岗创办了梅州学校，成为梅州地区最早的公学之一。次年2 月1日，他在梅州学校开学典礼上致辞说，“国群盛衰，关乎志节；志节隆窳，系乎学风”。当时的形势是“长夜漫漫，狂澜滔滔，此诚忧时之士之所痛心，大雅君子之所叹息者矣。予为此惧，爰咨诹同德，倡立兹校”。“予望诸生：第一，当以高尚思想，尊其人格。夫学先求是非，先致用，用以亲民，非以干禄”；“第二，当以专厉精诚，研求学问”。“盖学之为物，可以立身，可以持世，可以救国，可以平天下”(《梅州高等小学入学辞》，1909)。这充分反映了他“教育救国”和“德慧智术”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这所学校不仅培养了早期共产党干部熊锐(与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在巴黎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1927年4 月22日，被广州军阀秘密杀害)，后来叶剑英、古大存、李金发、林风眠、黄药眠、曾宪梓等人都在这所学校接受过基础教育。1912年，他又在家乡创办了滂溪小学。1914年创办龙文公学。1925年至1939年，任国立广东大学(孙中山先生创办，1926年易名为中山大学)文科教授，1928年起担任中文系主任，1935 年担任研究生导师（当时只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是教育部批准的首批设立研究院的学校）。解放后，曾担任南华大学教授。

作为作家，古直于1909 年年底，在由柳亚子等同盟会员发起成立进步文学社团“南社”刚一个月，就立即加入，是广东最早的“南社”社员之一。他先后创作了《转蓬草》（1916）、《新妙集》（1922）、《东林游草》（1928）和《解放诗钞》（1958）等诗集，编有《层冰堂诗集》四卷（1934）和《层冰诗存》；有散文数十篇，编有《层冰堂文集》五卷；此外还有54 副对联，编有《抱瓮斋联语》一卷。他的诗歌都是情系国运，有感而发，真实地表现了他一生的心路历程。诸如，1910年日本入侵并占领了朝鲜。朝鲜籍“南社”社员申圭植闻讯自尽，以示抗议。他写了《哀朝鲜》一诗，歌颂其“身死国亦从”的爱国精神。1911年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写了《感事》诗“滚滚珠江水尽冤，巫阳不下复何言”，“黄花消息教谁问，死抱枝头为国魂”，悼念死难烈士。1931年，“9·18 事变”后，他写了《寇来二律》诗云：“坐拥貔貅百万师，寇来荡荡竟如飞。翻哀今日偷生勇，不及当年浪死宜。”抨击了蒋介石当局的不抵抗政策。1938年台儿庄战役胜利后，他闻之欢欣鼓舞，马上给李宗仁司令长官寄去一首诗，“赖你精忠能贯日，凭君恩好与同仇”，赞扬其抗日精神。解放后，他看到自己曾经为之追求、为之奋斗的政治理想，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实现了，所以心情特别愉快。1956年7月1日，他写了《七一生辰口号》诗，“请看太阳温暖下，世间何物不光辉”；“河清时节近中年，爱日长依共产天”，热情歌颂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由此可以说，他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诗人。

作为古典文学专家，古直从事学术研究也比较早。191”年他在主持梅州学校期间，就开始研究清人汪中的诗文。但是，他的大部分著作是在36岁辞官退政之后陆续完成的。他研究古典文学的面比较宽，著作也很多，大约有40多种，其中正式出版的有16种（不算重版、再版），著名的有4、5 种。诸如，研究汉代文学，有《汉诗研究》（1928）和《汉诗辨证》（1929）；研究唐代文学，有《韩集笺正》（1936）；研究宋代文学，有《黄山谷诗注补正》；研究金代文学，有《元遗山诗选》；研究清代文学，有《清诗独赏集》（1944）、《王渔洋诗选》、《汪容甫文笺》（1923）、《黄公度诗笺》等。其中，研究的重点是魏晋、南北朝文学，诸如研究作家的著作，有《诸葛忠武候年谱》（1924）、《曹子建年谱》（1928）、《陶靖节年谱》（1922）、《陶靖节年岁考证》（1926）等；研究作品的著作，有《曹子建诗笺》（1928）、《阮嗣宗诗笺稿》（1930）、《陶靖节述酒诗笺》（1922）、《陶靖节诗笺》（1923）、《陶集校勘记》（1923）、《陶诗卷第考》（1932）等；研究理论批评的著作，有《文心雕龙笺》（1937）、《钟记室诗品笺》（1927）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钟记室诗品笺》一书，行世者已有上海聚珍仿宋印书局1928年、台北广文书局196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三个版本，共印行五次，成为古直的代表作。此外，古直学术著作以选集行世者，只有《层冰堂五种》，收入《曹子建诗笺》、《阮嗣宗诗笺》、《陶靖节诗笺》、《陶靖节年谱》和《层冰文略》等。该书有1934年刻本、1935年排印本和1984年台北编译馆本等三个版本，影响也较大。如果将这些著作全部列举出来，那将会是一串长长的名单，真可以说是著作等身了!

总之，这就是古直，一个革命家的古直，一个教育家的古直，一个作家的古直，一个古典文学专家的古直。他的这四种身份都是名副其实的，富有建树的，令人钦佩的。这四种身份由一条精神主线贯穿着，就是“愤时救国”。他参加革命是如此，他办教育是如此，他写诗作文是如此，就连他研究古典文学也是如此。譬如在学术研究的选题取向上，他对于陶渊明的偏爱，对于黄遵宪的钦慕，都与此有关。人一生中要成就一种事业都挺不容易，但是他却成就了四种事业，而且都做得如此之好。因此，古直先生也算是一位奇才!

二

古直先生既是作家型的文学批评家，又是学者型的文学批评家。作为作家，他“以文章为性命”（方孝岳《题<层冰文略>》）。其诗出唐入宋，气韵高迈；其文众体兼长，味道醇厚，每得时贤好评。作为学者，他融合汉宋，字句义理皆在人上，所以“心光所到，往往发千载之秘“（陈三立《与古公愚先生书》）。古直先生以作家和学者两种眼光来进行文学批评，故能入其内，体察细微；又能出其外，烛照宏通。每发一言，皆中肯綮，堪为定评。

首先，谈他对于文学作品的批评。古直先生通于文献，熟于掌故，精于注释。所以，他对于古代文学作品的批评，往往眼光四射，言不虚发，发则中的。譬如历来人们常以“平澹”论陶渊明的诗，他认为这不全面。“夫公（指陶渊明）诗百三十篇，似平澹者，独有田园诸什。然一索其实，则清刚之音，仍复流于弦外。若夫饮酒述酒、荆轲三良、杂诗贫士、拟古读山海经七八十首，声情激越，盖嗣宗、越石所不能尚。而乃以平澹概之，岂知公者哉?”（《陶靖节诗笺序》，1924）他对于清代客家诗人宋湘、李黼平和黄遵宪的诗评价也很高，说：“三先生诗，光焰万丈，江河不废。”（《客人三先生诗选序》，1930)其中，他尤喜爱黄遵宪的诗，推崇备至。说：“诗至晚清，疲苶益甚。曹蜍李志，厌厌欲绝。风雅不忘，是在善作。黄公度先生于是崛起其间焉。观其镕钧百家，斟酌乐府，有语皆铸，无能不新，屹乎如华岳倚天，浩乎如百川赴海。阳开阴阖，千汇万状。虽不遽云上薄风骚，下掩杜韩。盖棺论定，则固旷世独立，绝于等伦矣。”（《黄公度先生诗选笺序》，1926）在散文方面，古直先生更偏爱骈文，因而对于骈文有较多评论。他选编了《客人骈文选》三卷，并对所选八家骈文逐一评论。如评张九龄为“文场元帅，庶几称情之赞”；评李黼平为“清转华妙，较思朴而更遒”；评吴兰修为“扬手绣乱，雅无卫服”；评张其翻为“有体有常，汉魏于焉欲至”；评温仲和为“笃好斯文，征扬雄之吐凤。弥纶群典，酌刘氏之雕龙”；评丁惠康为“文采风流，庶几侯生。手谈一赋，盖病蚌成珠矣”；评钟动为“以枚发之体，据精征之辞，控山引渊，亦玄亦儒”；评谢贞盘为“性悦松菊，心慕柴桑。山居既赋，池草忽春。无闻作启，有目知工”（《<客人骈文选>题辞》，1931）。他对于清代乾隆朝骈文名家汪中评价说：“今观其《广陵对》、《哀盐船文》、《自序》、《吊黄祖》等篇，至诚激发，溢气忿涌，形貌不同，而皆合于《小雅》、《离骚》之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夫惟大雅，卓尔不群，容甫谓之矣。”（《汪容甫文笺叙录》，1924）他还评价友人钟动“其为文也，彷徨纵肆，条决缤纷”，“志隐味深，委宛清澜”（《钟季子文录序》）。由于古直先生本人诗文就写得好，所以这些批评便是内行的批评，知甘知苦，挠痒挠痛，非常到位。    

其次，谈他对于文学批评的批评。钟嵘《诗品》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批评专著。古直先生的《钟记室诗品笺》四卷（1928）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对于传世的钟嵘《诗品》版本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陶公本在上品，《御览》尚有明证。……以此推之，魏武下品，郭璞、鲍照、谢朓等中品，安保不是后人窜乱乎?”（见该书《发凡》）此论一出，震动学界。陈延杰本来在古直之前就出版了《诗品注》，但他完全倾倒在古直的观点之下。后来，他对自己的《诗品注》进行修订时，对古直的陶渊明“本在上品”的观点作了更为充分的论证。尽管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修订本）中早就指明了这种观点的错误性，但其影响还仍然延续到了八十年代。古直还对于钟嵘以“源流”论诗提出了异议。认为：“诗人篇什，如众华酿蜜，每源杂而难判。夫十五国风，贞淫不同，美刺亦异。自非季札，谁能鉴微? 则曰：某诗之体，源出某某者，亦其大较而已。”（《发凡》）不必太拘泥。这些观点在学界影响较大。古直先生此书也得到了学界的好评。许文雨评说：“古君此《笺》，实宗《文选》李善之《注》，条记旧文，堪称闳蕴。”（《评古直<钟记室诗品笺>》，引自许文雨《<钟嵘诗品讲疏><人间词话讲疏>》，成都古籍书店1983 年影印本）曹旭评说古《笺》在“诸多方面，均有开拓，精义实多”。“平心而论，在当时的笺注中，古《笺》应算是力作，是较完备的注本，是这一时期《诗品》研究的重要收获”（曹旭《诗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因此，《钟记室诗品笺》是古直的代表作，其影响至今不衰。2007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隆重推出“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在该丛书的“大学经典”部分，出版了由曹旭整理集评的《古直<诗品笺>》。可见此《笺》在今天仍然是比较好的版本。还有件事值得一提。1927年10月，胡适在《现代评论》第6卷第149期发表《<孔雀东南飞>的年代》一文说，从《诗品》将陶渊明放在中品、没有提及乐府歌辞和《孔雀东南飞》等来看，钟嵘的文学鉴赏能力不是太高。同年冬天，古直读了胡适的文章后，在《钟记室诗品笺·发凡》之后，又特意续写了两段文字。他对胡适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他指出：“胡氏以此责嵘，可云不考。时至六代，诗、乐久分，彦和《文心》亦区‘明诗’、‘乐府’为二。嵘主品诗，不提乐府，亦何害乎? 夫胡说难持如此，本可勿论，而慕名之士，或遂信之，故辨析之如右。”（曹旭整理集评《古直<诗品笺>》《发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这里让我们佩服古直先生的有两点：一个是他言之有理，其见识不在胡适之下；另一个是他有坚持真理的勇气。因为，当时胡适在学术界是具有影响的人物，一般人是不敢轻易批评他的。这从其得意门生顾颉刚于1927年4月28日给胡适的信可以证明。顾颉刚在信中说：“在这一方面，我们固然为先生鼓吹，使先生的力量日益扩大，就是反对先生的人，他们也不敢说什么话，即使说来也是极浅薄的，比之蜉蝣撼大树而已。”（胡明著《胡适传论》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古直不仅敢于批评胡适，而且针对当时学界盲从胡适言论的“慕名之士”，负起辨明是非的责任。这两点是批评家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也是现在文学批评界所缺少的。

再次，谈他对于文学理论的批评。刘勰的《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的文学理论专著。古直先生十分重视《文心雕龙》这部书，常放在案头，随时披阅。他除了多次引用之外，还对于研究《文心雕龙》的学术史进行梳理和评论。他说：“《宋史·艺文志》有辛氏《文心雕龙注》（指辛处信的《文心雕龙注》十卷），其书久佚。明代校者十数家，梅子庾庆生、王损仲惟俭，其尤著也。清乾隆间，黄昆圃叔琳，依据增益，以成注本。纪文达昀，尝纠其缪。先友李审言详，复有补正之作。然黄注疏舛甚众，补不胜补，正不胜正。……黄氏注、李氏黄注补正之外，治此书者，尚有孙仲容诒让、黄季刚侃。孙著札迻，考据精审。黄著札记，持论闳通（记自《神思》以下）。侃弟子范仲沄文澜，依傍师说，复著讲疏，虽乏妙善，亦照隙隅。”（《古氏丛书叙录》）1937年，古直先生在中山大学任教期间，还撰写了《文心雕龙笺》五卷。这可能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书，然而今天研究《文心雕龙》者却很少有人知道此书。原因是这部书稿在古直生前就遗失了。据古直儿子古成业（现居广州）回忆说，当年，有一位古直的朋友将《文心雕龙笺》书稿借去，就一直没有还回来，至今下落不明。这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情，也是《文心雕龙》研究的重大损失。现在，我们热切希望有知情者能够帮助找到这部书稿，那将会是学界的一件幸事。

总之，古直先生的文学批评，涉及到文学作品、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等方面，是一位完整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家。古直所批评的对象主要是古代文学，其批评观念和批评标准也都是来自传统的。虽然他早年偶涉西学，但是西方文学批评对他一生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因此，古直先生的治学方法是相当传统的，也是一位相当传统的文学批评家。需要指出的是，关于古直文学批评的研究，目前还未引起学界的重视。最近，宗亲古小彬和古向明编辑了《国学家古直》一书（香港新闻出版社2008年版），求序于我。故特撰此文，聊以为序；并抛砖引玉，希望学界对于古直先生的文学批评予以更多的关注。

   （原载《古典文学知识》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