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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多年前古耕虞就说过：“经济危机，就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来说，生产和消费是下降的，但对一个个企业来说，恰是生产效率高、成本低、质量好的企业，淘汰效率低、成本高、质量差的企业，所谓‘大鱼吃小鱼’，大鱼不但是钱多，主要的是它生产技术高明，经营管理得法。”这是他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西方世界经济大萧条所发表的高论。

1905年，古耕虞出生在重庆的一个山货世家。所谓山货，即猪鬃、牛羊皮、肠衣、桐油、白蜡、生漆、青麻等出口品，这些都是工业原料或军用物质。古耕虞是重庆总商会会长巨贾古绥之的族孙，其父古槐青在古绥之手下做伙计，古耕虞小时则在古绥之家做幼叔的伴读。尽管寄人篱下，常受幼叔欺负，但因为都姓古，所以古绥之的伙计、佣人和总商会的那些人都把他的幼叔称为“小少爷”，而称古耕虞为“毛少爷”，即“小小少爷”。这种奇怪的双重身份让古耕虞显得非常早熟。

古绥之的正顺德字号以贩卖鸦片发家，后把资金转向经营山货，建立了同茂丰山货字号，成为清末重庆首屈一指的大商人。他的山货先是依靠重庆的英商白理洋行运往上海出口，后来发现这种就地交售的方式很吃亏，洋商居间在重庆、上海两头吃差价。于是，便派古耕虞之父古槐青常驻长海，直接交售上海的洋行，这样便少了一层盘剥。

古槐青中过秀才，有些文化，在上海期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由于西方列强无暇顾及中国，民族工业有过一个短暂的春天。古槐青开始热衷纺织工业，结交了一些纱业巨子，他一方面替同茂丰字号做山货出口，一方面集中精力经营属于自己的纱号，很快便致富了。

五四运动爆发，其影响很快从北京波及全国，总商会会长古绥之尽管不反对群众反日，甚至不得不出面“支持”学生和工人示威，但他听职员说，“小少爷”和“毛少爷”也游行队伍里时，还是大吃一惊。他亲自把二人押解到上海，交给古槐青看管，免得他们继续在重庆闹事。

到上海后，古耕虞考取了美国教会办的圣约翰大学预科，这是古槐青的主意，目的是要学好英文，四年后古耕虞预科毕业，不但成绩全优，还善于交际，成了大学交谊会四川同学会的会长。圣约翰大学同学会，也叫“梵皇渡俱乐部”（因校址在上海梵皇渡路而得名）。这所学校的校友有宋子文、刘鸿生等一大批工商界大人物，可谓民国时期工商界的“黄埔军校”，这对古耕虞后来的事业有很大的帮助。

古槐青发迹后，在重庆委托他人经营，办起了一个以“吉亨”为字号的规模不大的山货行。1922年，古绥之因挟带鸦片事发而字号倒闭，古槐青便全力经营起了他自己的买卖。但子承父业，并非接触了大工业生产的古槐青的初衷，毕业后，遵照古槐青的意思，古耕虞去张謇创办的南通学院纺织专科读书，其父希望他精通纺织技术，进而能够从事纺织实业。古耕虞在南通学习了两年，没有毕业就回家了，一方面因为色盲，不宜从事纺织技术工作；另一方面，1925年，古槐青病重，只得不等儿子完成学业，便让其回重庆接班。古槐青将“吉亨”撤销，开办了“古青记”，实际资本六万两，名义上公开的只有八千两。按老字号规矩，继承人无论学识地位高低，都必须拜师做学徒，古耕虞便拜其父为师，在纱号做学徒，待遇与一般学徒无异，但因受古槐青委托在重庆经营的李钰安，应付不了山货行业日益激烈的竞争，只得让未出师的古耕虞前往重庆，正式接手“古青记”。当时古耕虞刚满二十岁。

古青记规模不大，不铺“外山”（不派人去产区设庄收购），不设洗房（没有自己的猪鬃加工工厂）。这样规模的山货字号，在重庆比比皆是。古耕虞在重庆有两位师傅，一位是古青记经理廖熙庸，他对猪鬃收购、加工十分内行，且对古家忠心耿耿，另一位是重庆白理洋行的大班（总经理）英国人白理，白理从1911年到1913年，与古绥之一起一度垄断了重庆猪鬃和牛羊皮的出口贸易，在重庆的山货帮眼里，他是一个身无分文，靠洋人在华特权，从古绥之的买卖中吃回扣，拿盘子的洋掮客。在古耕虞眼里，他有丰富的国际贸易经验。二人颇为投缘，白理将有关外贸的知识，从报关、发价、提单、装船，甚至电报密码等等，都教给了古耕虞。后来，通过白理的关系，古耕虞考得了担任公证人和开办保险公司的资格。

刚到重庆的古耕虞曾经与廖熙庸有过一场冲突，廖熙庸是古槐青的“托孤重臣”，而喝过洋墨水的古耕虞对他一些老派做法，很不以为然，矛盾终于爆发。当年春节，古耕虞主张不用挂春联，结果惹得廖熙庸大怒，大骂古耕虞为败家子，并向其父辞职。第二天，回过味来的古耕虞带着女儿，也是廖熙庸的干女儿，以到廖家拜年为名，负荆请罪。二人重修旧好，在“企业文化”上，古耕虞也不再琢磨着怎么去“西化”了。

初出茅庐的少掌柜，打的第一场商战，不是猪鬃，而是羊皮。当时，国际市场上羊皮看涨，古耕虞看准这个机会，开始大量购进羊皮，不但动员他的大部分资金，还多方筹款，此举激怒了执重庆羊皮生意牛耳的裕厚长字号。裕厚长靠第一次世界大战发家，当时因盛产羊皮的土耳其卷入欧战，使国际市场对中国羊皮需求大增，裕厚长字号因此在重庆山货帮中，坐上羊皮生意的第一把交椅，可以说没有敌手。裕厚长与古青记原有亲戚关系，其掌柜是古耕虞爷爷辈的人，但商战无情，老掌柜放话：“身上还满是学生气，后脚还没离开校门，才个二十岁的毛孩子，晓得啥，又能干得个啥？给他点颜色看看，也好叫他晓得哪个才是做得羊皮生意的！”不久，一条谣言便在羊皮货主中不胫而走——“古槐青在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投机惨败，亏损甚巨，古青记也行将倒闭。”这个谣言是裕厚长通过长期合作的恒祥钱庄散布的，目的是为了败坏古青记声誉，使羊皮货主不敢将羊皮卖给古耕虞。此举非常厉害，如果处置不当，很可能古青记就在古耕虞手上终结了。

　　古耕虞很冷静，他没有去和裕厚长争吵，而是急电古槐青马上从上海汇十万两银子到重庆，后来又陆续汇来近二十万两。他将这些银钱分散浮存到重庆各大钱庄，到了结算时间，连欠款都不回收，一切营业照常，同时，摊开总账，让古耕虞内兄王雨樵担任经理的复兴钱庄检查，证明古青记底子雄厚，然后复兴钱庄向古青记大量发款。羊皮货主们关注的破产问题，反而在“被炒作”中，大大提高了古青记的信誉。裕厚长进攻失败，接着自己也出了问题，一个刚被撤职的经理离职之后，出于报复，转投古青记，他了解裕厚长全部的经营手段和商业秘密，他对古耕虞说：“他造这个谣言，无非是羊皮看涨，想多进羊皮，而我让他今年买不到一张皮。”此人四处奔走，端裕厚长的老底，居然把裕厚长的客户关系全部切断了，同时，古耕虞动用全部资金，来者不拒，以高价把上市的羊皮几乎一网打尽。同业起初还以为古耕虞年少气盛和裕厚长赌气。等发现国外羊皮价格猛涨，裕厚长想再有所行动，不但收购线路被割断，时间也来不及了。

　　古耕虞事后总结道：“这是我初出茅庐第一仗，而这一仗是冒着‘全军覆没’的危险进行的。裕厚长的失败，我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生意买卖人是非常讲究信用的，裕厚长造谣言，目的使古青记在同行中丢丑……结果不仅没有捞到好处，反而暴露其心术不正，使往来客户对它存了戒心；第二，也许更重要，裕厚长把最精干的人白白送给我利用，罗庆芳不是与老掌柜赌气，是不会来帮我忙的，因此，我的企业决不轻易开除一个人，特别是那些有才干的，担任过重要职务的。”

　　1926年，北伐军推进到长江流域，只要将长江截断，外国洋行及其武装力量就成了瓮中之鳖，当汉口、九江的英租界被北伐军收回时，重庆的洋行一闻讯，便匆匆逃往上海了。同年，有个叫纳尔斯的美国人代表美国最大的皮革商到重庆来收购羊皮，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对重庆的羊皮市场毫无调查研究，不懂利用当地的中国商人当买办，凭着一张银行开的信用证，只身跑到重庆，向各山货行买进了大批羊皮。到结算时，在重庆中国银行只能凭信用证抵六成，而要付的货款大大超过预期。同时，羊皮很娇嫩，一个月内不加工就会霉烂，只能做肥料，当时长江正值枯水期，就算打了包也运不出去。

　　正当纳尔斯一筹莫展、焦头烂额之际，古耕虞决定出手，他首先跟中国银行打招呼，如果不解决纳尔斯的问题，重庆许多山货行就要被迫倒闭，还会连累全四川更多码头的小山货商跟着倒闭，事情就闹大了。接着，他找到纳尔斯，表示可以设法替他加工、打包，并用自己的信用，以非常低的利息，替他垫付了八成贷款给卖主。惟一条件是纳尔斯把收购的全部羊皮交由古青记清理，而这一切古青记不收取任何费用。同时，由同业公会成立债权团，让纳尔斯在合同上签字：承认委托古青记代办一切，承认中国银行是第一债权人，由中国银行将纳尔斯所购货物交古青记加工出口。出口后将信用证的受益人改为古青记。纳尔斯为了脱身，求之不得，立即签字。

　　这件事让古耕虞声名大噪，一方面他逼走了一个潜在的洋商，另一方面同业大多感激他的救命之举，还有，在中国银行那里，他也赚足了信用。在1926年至1927年间，四川最早的商业银行—聚兴诚银行重庆总行的业务报告中说，古青记异军突起，掩有重庆山货业天下之半。此时距古耕虞接掌古青记不足两年。

　　古青记的发展史上最关键的一手，是古耕虞摆脱了上海和伦敦的英国中间商，直接将猪鬃输入到美国，进而垄断了重庆的猪鬃出口。1927年至1928年间，美国最大的猪鬃进口商孔公司派代表秘密来重庆，寻找在美国市场颇有声誉的虎牌猪鬃的主人。经过一番周折，美国人终于见到了一口流利英语的古耕虞，双方在摆脱英商这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很快签订密约，孔公司不再从伦敦购进猪鬃，古耕虞也不把猪鬃交给上海洋行，双方直接交易，避免他们的双重分润。当时的英国还是海上霸主，为了不招惹麻烦，一切都在秘密中进行。那时美国是中国猪鬃最大的出口市场，全美有近五百家制刷厂，甚至每个州的监狱都有自己的制刷厂。更重要的是，美国工业的三大支柱除钢铁外，汽车业和建筑业都离不开刷子，也就离不开猪鬃。古耕虞垄断了美国所需的猪鬃，也就有能力去垄断中国的猪鬃出口。古青记和孔公司的联姻，缔造了两个猪鬃大王。古耕虞的山货事业蒸蒸日上不可能不引起有权势者的眼热，但由于古耕虞精通国际行情，产品质量上乘，又有品牌优势，所有染指者只得铩羽而归。

　　20世纪20年代末，重庆约有几十家鬃商，到1934年，经过竞争兼并，除古青记外，仅剩三家，而且这三家，也难以维持下去。古耕虞于是和他们达成协议，古青记经营重庆出口猪鬃的百分之七十，三家各分得百分之十。之所以留下三家，古耕虞说，必须留有余地，否则会成为同业的怨府。更重要的是，三家能坚持到现在没有倒闭，必有人才，一定要把这些人才留住，一旦吃光三家，其人才就会散伙。日后有三长两短，靠古青记一家，有再大的本事也支撑不了一个大局面。另外，古耕虞对还不起钱的供货商不但不催逼，反而大大增加贷款，让其继续收购，对方既免于破产，反而得以盈利。古耕虞在经营上能屈能伸，纵横捭阖，为同仁所称道，也为官僚资本所嫉恨，但拿他却无可奈何。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时，虎牌猪鬃的出口一枝独秀，反而能在国内大搞兼并。古耕虞和四川各路军阀打交道也很高明，因为军阀大多急于扩军养军，为钱所困。古耕虞往往将钱款预付给军阀，这样军阀就成了古青记在其各自防区的供货商。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对猪鬃实行统购统销，古青记供应给官僚资本企业的猪鬃，占其全部收购量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以1944年价格为例，官僚资本企业向民营企业收购的猪鬃，按牌价每箱只有法币5万元，而在昆明或宜宾一装上飞机，出口到美国的价格竟高达67万元（折合黄金官价计算），相差达十多倍之巨。桐油早已不能出口，而国民政府还在实施“统购统销”，实际上是统而不购，结果不仅使桐油商无法生存，而且摧残了桐油生产，大批桐树被砍伐，舆论为之哗然。古耕虞认为官僚资本凭政治特权残酷剥削工人、农民所创造的财富，同时也是与民营企业争夺暴利。这让他十分愤慨，在周恩来的劝解下，为支持抗战，古耕虞选择了服从。但官僚资本对他的态度，则是向来不喜，加上共产党人时常主动接触他，更让国民党反感。当出席世界经济会议的代表团名单报到委员长侍从室时，蒋介石看到代表中有古耕虞，在他的名字下批了四个字：“宁缺勿滥”。于是他的代表资格就被取消了，还迫使他辞去了进出口贸易协会总干事和其他团体的职务。

古耕虞说：“共产党看我是好人，蒋介石看我是坏透了。”从此古耕虞选择了和国民政府决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