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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勉称世 历艰辛不坠青云志

 

励志求英 建鹏城甘为孺子牛

 

——记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原秘书长古世英

 

 

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原秘书长古世英

 

 

◎ 何 冠 刘凤群

 

薄祚寒门，侨胞子弟缺衣少食历艰难

 

古世英的祖籍在现今的广东省梅州市梅县梅南镇滂溪村。那是一个山村，周围山地众多，田地稀少，但村里的人却不少，在靠农业作为主要收入支柱的社会里，没有地则意味着生存艰难。为谋生计，滂溪村里很多人背井离乡远走异国他乡，其中已分布在印尼、泰国、毛里求斯等南洋国家居多。因而滂溪村华侨众多，全村百分之八十的人家都有亲人在南洋。

20世纪初，中国正处于战火纷飞的年代。在外备受帝国主义侵略者欺凌，在内军阀林立纷争激烈。内忧外患，人民的生活水深火热。在这样的情况下，沿海一带不少人都纷纷逃至国外以求得生存发展。而广东省梅县一带，作为传统的侨乡，则更是如此。

国家的不稳定和家庭生活的贫困，使古世英的父亲很早就离开家乡远下南洋，在印尼、毛里求斯、旧金山一带都留有他的足迹，然而四处的漂泊并没有给古家带来过多的财富，他们的生活依然十分艰辛。

1931年10月31日，古世英在印尼泗水市出生。一年后的9月18日，父母将不满周岁的古世英送回国内，由其祖母抚养，随后父母又返回印尼。此后直至1940年的夏天，已到九岁的古世英才又重新见到父母。但相聚的时间也仅有短短的几个月，之后父母亲又南下印尼。自此，古世英再没见过父母之面，古世英在祖母身边度过了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

1941年之前，古世英的父母虽远在印尼，但也常常汇些钱回来帮补家用。在此之前古世英与祖母一起生活，虽不见得富裕，但日子也还过得去。可到了1941年年底后，情况急剧变化。那一年的12月8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迅速占领了香港，中国内地与外国的联络一时中断，之前国外通过香港转汇至国内的信函、钱款也受到影响。从此，古世英远在印尼的父母及其他亲人音讯全无，侨汇断绝，原来依靠侨汇接济的家庭生活也随之陷入了困境。

古世英的祖母为了维持全家的生活，把他父亲及叔父先后从南洋带回的衣服、铁床等，逐步变卖，甚至连父亲留下的仅有的几块香皂，祖母也没舍得用，拿去卖给了附近小学的老师以求换得些粮食。那时候，古世英已经开始念小学，但家境的贫困让他连读书时用来习字的纸都买不起。

更可怜的是，古世英连两毛钱的理发费都没有办法支付。每当古世英头发长了，祖母都只给他一毛钱，让他去找同村的理发师傅剪头发。表面上，理发师傅没有计较，然而小小的古世英却也已经懂得了难堪。每次去理发都是硬着头皮走过去，剪完后递给理发师傅一毛钱就赶紧低着头离开，这时他的内心总感到一种难言之苦。

1943年，天大旱，赤地千里，全国各地大闹饥荒。古世英的家乡也是如此。在闹饥荒之前，因为缺乏经济来源，古世英家的生活就已经十分的寒苦，家里没有粮食，吃的都是一些有钱人家当畜饲料用来喂猪的番薯末、番薯渣。而这些，在闹饥荒的年月里甚至都吃不上。在这样的情形下，祖母带着家人，跟全村的其他人一起，每天成群结队的上山挖野葛、挖“硬饭头”（即土茯苓），挖回来洗净后用碓樁烂，经过滤，取其淀粉，当粮食蒸熟或煮熟用以充饥。在那个食不果腹的年代里，只有上山挖土茯苓才是解饥荒的办法，滂溪村的村民踏遍了附近方圆十几里地的大小山头，山上到处都被挖得坑坑洼洼。

少年时期的这段贫苦生活，对古世英影响极深。他常常在以后的人生当中，回忆起当初的艰难，告诫自己要刻苦，不要忘掉曾经历过的艰辛生活。

1943年到1945年，日本投降之前占领了潮汕地区，离潮汕不远的兴宁、梅县一带也风声鹤唳，多次传闻有日军攻过来，人心惶惶。国民党军的不战而退，更是让村子里的人感到担忧，不少年轻的男人为生活所迫，纷纷逃到外地的矿场上出卖苦力。天灾加上人祸，让不少人都携家带口逃荒到外。学校也办不下去了，在这段时间学校也宣布了无限期停学。一些失学在家的青年人，常在明月当空的夜晚，站在村中的济安桥或小河边上，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和《松花江上》，那悲壮、激昂的歌声久久回荡在山村四周……那是怎样一段兵荒马乱鸡犬不宁的日子啊！日本侵略军的凶残与报国保家的念头常常敲击着古世英的心灵，他希望有一天，自己可以成为抗击日寇的一员，让祖国不再受此耻辱，让人民安居乐业，过上幸福的生活。

然而，古世英抗日救国的理想还没来得及实现，日本帝国主义便于1945年8月宣布无条件投降了。抗日战争胜利了！消息传来，村子里的人都乐开了花。为了庆祝抗战胜利，有人开始组织游行了，不多久，村里、镇上到处都是欢呼呐喊声、鞭炮声、锣鼓声、口号声……

滂溪村的村民同全国人民一样，沉浸在抗战的喜悦中，大家都觉得：日本投降了，世界从此太平了，今后就可以过上安居乐业的稳定生活了。

但高兴似乎来得太早了一些。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并没有让国民从此太平，一个残忍的社会现实活生生的摆在人们面前：日本鬼子虽然投降了，国民党政府照样骑在人民头上，苛捐杂税照样多如牛毛：抓丁征粮，依然如故；过去缺少吃穿，如金仍旧缺少吃穿。

解放战争不久后就开始了。战火纷飞的日子又在继续。古世英家和滂溪村的村民们一样，依然过着艰苦的生活。这之前的1944年冬，就在古世英才刚满13岁不久，他小学毕业了。家庭经济窘迫，已无力再供古世英继续念初中。辍学在家的古世英，因为文化程度低、年龄又小，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而到了1946年，祖母又因病重去世，这让古世英彷徨的心又多了一道伤痕。他不知道自己的路该怎么走。

国内战火连连、父母远在海外、抚养自己长大的祖母病重去世、家贫无法继续念书、年少不能找到合适的工作……这一连串的烦恼让年少的古世英不知何去何从。他不止一次坐在家门口，久久仰望着头顶的蓝天白云，感觉自己就像天空中的朵朵白云一样，不知会飘向何方。

 

国运多舛，热血少年铁马金戈走沙场

 

对前途的迷茫，让古世英更渴望可以尽快找到出路。而希望加入游击队，是他所一直梦想的。国困家贫的现实，很容易就让古世英想要像其他青年人一样为国出一份力，改变残酷的现状。然而游击队的特点在于：四处行军，居无定处，敌人尚且找不到，普通人又怎么可能轻易找到游击队呢？苦于没人引见，古世英的这个梦想一直都没有实现。

    1947年夏末，古世英得知同村古氏宗族的长者古彩南将于秋季开办私塾，专门招收滂溪村附近古姓人家的失学子弟。此时，古世英已经跟父母重新联系上了，私塾开办的消息让他重新燃起了读书的念头。父母亲对他的决定表示了支持，并帮助他解决了学费。于是，在辍学两年多后，古世英又走进了学堂读书。

但这一次，古世英却有些失望了。本着学到更多知识救国立世的他，在进了学堂后才发现，事实并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美好。私塾先生的教学方法不比公学里的老师，先生更多的是让学生背书抄书而不求理解通透，这一种古板的教学方式让古世英跟其他孩子一样，一堂课下来，常常是听得一头雾水。几个月下来，古世英便对继续念书失去了兴趣。

机会总是青睐于有准备的人。在古世英进入私塾的一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游击队，在梅县一带活跃起来了：破坏国民党通讯设施，袭击伪军警，发放宣传单号召老百姓起来反对国民党征兵、征粮、征税，要彻底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一个个传奇的故事在老百姓中不断传开：昨天才听说离梅县县城近在咫尺的城郊某个有名的富人被游击队捉走，今天又听说离梅县县城几十里的伪县保警队被游击队围歼……这些故事极大的鼓舞了备受国民党统治横征暴敛的人民群众，也同时让古世英振奋。他知道，咱受苦受难的老百姓有救了，参加游击队的机会来了。

这一天，同村青年古寻华找到了正在课堂上苦闷至极的古世英，说他有办法和游击队联系上，问古世英敢不敢去参加。古寻华一家也是贫苦人家，他的家人已经同意他去参加游击队。古世英兴奋极了，他期待已久的机会终于到来。于是不等古寻华把话说完，古世英就立即表示了要去参加。

古世英清楚地记得他离家那天是1948年1月16日。那天上午，长兄嫂带着弟妹到离村不远的旱地里劳动，古世英在家提前做好全家人的午饭，又独自吃了饭后，就收拾了一下行装出门了。他站在门口，举目望了一眼正在劳动的长兄嫂，心里默默地说了声保重，就悄悄的离开了那个生活了17年的家和正在屋旁的古寻华一道，向着他们的梦想奔去。

一天后，带着简单衣物行李的古世英和古寻华两人，辗转多地，终于找到了闽粤一带的一支主力游击队——粤东支队的驻地：丰顺县马图的古祥崬。当古世英看到三五成群戴着布灰色或深蓝色八角红星帽、身穿各种颜色服装的游击队员时，他无比振奋。古世英觉得，自己的人生就要从此发生转折了。他希望自己和这些游击队员一起，做那些有利于老百姓、让国民党反动派闻风丧胆的的各种传奇式的事情。

专门负责接收新同志的政工人员接待了古世英和古寻华。政工人员向他们询问了简单的个人信息后，便给他们讲解共产党游击队的性质、宗旨，和当游击队员要严守秘密、不怕艰苦、不怕牺牲、坚决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决心。同时，政工人员要求：为避免国民党反动派在得知他们参加游击队后连累家属，要按游击队的规定改名，原来的名字不能再用。于是，古寻华改名为古志能，而古世英则由原来的古钦仁改成了现在这个一直在使用的名字。

第二天，古世英的戎马生涯就算正式开始了。他和古寻华一起被编到第三中队当战士，并随大家一起出操、上课、站岗放哨，在这里，古世英接触到了很多在课堂上所不能接触到的新知识，就连“同志”、“共产主义”、“帝国主义”这些新名词，也是古世英在入伍后才第一次听说的。一个全新的世界向古世英敞开了。兴奋与新奇，这是古世英刚入伍时的最大感受。

然而，游击队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参军入伍的生活不可能轻松。在兴奋与新奇过后，等待古世英的，将会是频繁的战事、严格的训练以及艰苦的生活环境。但这些不会让他退却，他知道，选择了这条路，就要坚定不移的走下去。

游击队驻地是在一个大山窝里，三面都是高山密林，只在正面有一条山沟通往山外。游击队员的住宿环境异常艰苦。他们依山势开出了梯田式的一块块平地，然后在上面搭起了一间间茅屋，这些就是队员们的作息场所。茅屋里没有床，睡得则是用碗口粗的杂树架成的一排排通铺，上面铺上厚厚的树叶作垫，以班为单位一个挨着一个睡在一起。为了随时准备战斗，每个人都是和衣而睡，连子弹带都从不离身，枪和手榴弹就放在枕边。古世英刚入伍是正好是严冬，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冷。遍地冰雪，满山皆白。天上稍微下一点雨，游击队员们所住的茅屋檐边便会挂起一根根筷子粗的冰柱。结在树梢的冰凌，也压得树枝弯下了腰。冰冻的天气时刻考验着游击队员的意志。生活的艰苦使得游击队员大多缺衣少被，晚上睡觉，常常是四、五个人共盖一张毯子或一张被单。为了取暖，在茅屋的走道上总是生着火堆。夜里实在冻得睡不着了，队员们便爬起来烤烤火，取暖了又赶紧上床去睡一会。周而复始，一个晚上下来，总得起来好几趟，直到天亮上早操。

1948年，那时的古世英才17岁，家里从小的生活惨淡、缺衣少食，这让古世英一直很瘦弱，尽管17岁了，看上去还跟小孩子一样，以至于他在入伍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队伍里的一些老大哥、老大姐在碰面时还总是带着既赞许又担心的口吻对他说：“世英，你年纪还这么小，怎么敢出来打游击，你不怕苦吗？！”每一次，古世英总是坚定而又简单地回答：“不怕”。

驻地的生活艰苦，如果遇上有战斗任务，需要行军，那就更加考验人。古世英加入游击队没几天，就遇上了一次连夜的行军转移。那时，粤东支队派出去的一支小部队，在丰顺县仙洞乡攻打伪防时失利，一位名叫洪才的同志牺牲了，其余队员赶紧撤回驻地。为预防敌人跟踪袭击，这支小部队撤回驻地的当天，全支队就决定连夜转移。那是古世英入伍后首次经受艰苦行军的考验，而且还是夜行军，队员们不准大声说话，不准打手电，不准抽烟，甚至连咳嗽都要忍耐，确实忍不住时，就用双手捂住嘴巴，轻轻地咳。夜里摸黑走路，本来就不容易，而那是又正值严冬，山间的小路都结了薄冰，这更是路滑难行。虽然每个队员都手持一根树枝当拐杖，但时不时还是会听到有人摔倒的声音。步履艰难，瘦弱的古世英也有几次差点摔倒。部队走了整整一夜，天亮后才到达一处大山沟里。举目四望，满山的茅草和小灌木林全被冰雪覆盖，连碗口粗的树干都被冰块压断。眼前是冰雪皑皑的世界，十分壮观。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渺无人烟，大家才可以大声说话、说笑，一些爱打闹的人，便拾起路边的小冰块，边走路边互相追打；也有一些触景生情，竟敢放开喉咙大声唱起山歌来。部队的情绪一下子活跃起来，经过整夜行军的疲劳也在这里得到了舒缓。到了下午太阳西斜时，部队到达了一个小山村，这时才停下来宿营。休息了一天多后，第二天傍晚吃过晚饭，部队又趁黑夜转移，临近天亮才在一个小山村里住了下来。

这一次行军让初入伍的古世英体验到了游击队的艰辛，但同时也让年少的他得到了锻炼。游击队员神出鬼没，声东击西，为了达到打击敌人的目的，连续的行军是经常的事情。古世英就是在这样的艰苦锻炼中慢慢成长着，他知道革命的道路很长，但是自己依然会用自己的力量去为祖国的解放作贡献。

1948年3月，古世英所在的粤东支队攻下蕉岭县城后，国民党统治当局震惊了，以国民党中将涂思宗为总指挥的“闽粤剿匪总指挥部”从福建、广东两省调集重兵，包括四个保安团、两省的部分保警营和各地方反动武装，对粤东游击区进行所谓的“十字扫荡”，企图以优势兵力在闽粤边区消灭粤东支队。于是一场顽强的反扫荡斗争开始了。粤东支队打完蕉岭县城之后，迅速转移到梅县松源镇附近一个叫旱寨子的村庄里。为了牵制敌人，支队派了两个中队出去分散活动，随后支队总部及其余连队又折回到蕉岭县水上田村和敌人周旋。几天后的一个黄昏，国民党的一支部队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在接近水上田村时，和粤东支队的前哨部队小打了一阵。前哨部队赶紧在夜幕的掩护下转移入深山。这时，国民党已经在山区遍设关卡，处处封锁。一连几天，古世英与其他战士一起，无法进入村庄，只能在深山里转来转去。今天在这座山里隐蔽，明天又转移到另一座山里躲藏。在深山里没有房子住，由于敌人到处跟踪，游击队员们连搭茅屋都来不及，当然也不允许。在这样的环境下，队员们只好以地作床，以天当被了。夜里睡觉，若是天晴便随地躺下，遇上天下雨时，有伞的队员打把雨伞，没有雨伞的便披张土油纸，席地而坐，直到天明。没有锅做饭，便以班为单位，用平时吃饭盛菜的脸盆当锅煮饭。为了不被敌人发现，烧火做饭时不得冒出烟来，于是便一个人生火，另一个使劲煽烟。那段日子，缺油少盐，更没有菜吃，而野菜是唯一的选择。若是有一餐能吃上一块手指头大的咸菜头，那就算是加菜了，大家便会高兴的跟过节一样。

连续的秘密行军，尤其是连续的夜行军，使得队员们饱受爬山越岭和风餐露宿之苦，因而普遍都十分疲劳，睡眠不足，无论走着、站着、坐着都很容易就睡去。如果遇到上级命令原地休息时，就更是顾不得地下干不干净，屁股贴地就睡。夜间行军，特别是走崎岖不平的山间羊肠小道，跌倒、滑到是常有的事。有几次古世英的两个膝盖都摔破了，过了几天，眼看伤口结疤就快好了，可是下一次的夜行军再次摔倒，又碰破了。如此反复多次，一次比一次让人痛得难受。人们常说：革命的战士是钢铁铸成的。游击队员的意志是坚强的，尽管环境是如此的恶劣，生活是这样的艰苦，但队员们从来没有一句怨言，也从来没有一个人掉队。大家都很乐观，虽然万分疲惫，但也保持高度的觉醒，枕戈待旦，接到命令是便可一跃而起，随时投入战斗。古世英和其他同志一样，对于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充满了信心，正如那时所学过的一首歌中所唱的一样：

天快亮，更黑暗，路难行，跌倒是常事情、常事情，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站起来，再前进。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跟随部队东征西战，经过岗背伏击战、马头战、大坑遭遇战、夜袭湖寮、大埔赤水战、夜袭坡岭顶等的锤炼，古世英很快就成了一名经验丰富的游击队战士，政治上也迅速成长着。1948年6月，古世英被组织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49年1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决定，在南方地区分别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队、粤桂湘边纵队、桂滇黔边纵队。粤东支队跟着改编为闽粤赣边纵队直属一团。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布成立。消息传来，极大的鼓舞了大家的信心和斗志，希望可以尽快完成彻底解放全粤东的革命任务。这时候，古世英已经是闽粤赣边纵队司令部侦察连的一名侦察兵。1949年10月24日，古世英所在部队胜利解放了广东东部重要的港口城市汕头市。此时，闽粤赣边纵队所肩负的解放全粤东的任务也基本完成了。在枪林弹雨中，古世英也从一名穷山沟里出来的热血少年，变成了一名年轻的共产主义战士。

 

解甲归来，机关基层将勤补拙练兵

 

1949年10月，全国大部分地区胜利解放后，古世英作为一名从军征战近两年的战士，却还未满19岁。对他来说，人生的道路还很长，而刚经受战火浸染的新中国，则是百废待兴。万里长征才刚刚走完第一步，新的征途又在引领着古世英朝着建设祖国、振兴中华的方向走去。

新中国刚刚诞生时，饱受战乱之苦的神州大地百业待兴，国家的财政也捉襟见肘。古世英所在的部队进城后，居住条件相比露宿山沟有很大改善，部队依然传承着战争时期的供给制，不论是普通战士还是领导干部，部队除供给穿衣吃饭，没有工资。为减轻国家负担，也为了改善干部战士的生活，古世英所在连队除执行军事任务外，还在汕头市开垦荒地，种植瓜菜，养猪养鸭。已经成为班长的古世英，每天都带领班里的战士在菜地里或除草浇水或挑粪施肥，总是干得不亦乐乎。

古世英积极向上的作风赢得了组织的一致认可，1950年12月，古世英被改编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潮汕军分区侦察通信连党支部推选为党员代表，代表侦通连全体党员出席在广州举行的广东军区首届党代表会议。那一年，古世英才19岁。19岁，就被连队首长和全体党员同志推举为连队党代表，这对于古世英来说，是一种重托，也是一种荣誉。

1951年9月，古世英的人生出现了一次重大的转折。这一天，侦通连指导员张元正通知古世英，说上级决定调动他的工作，要他立即到军分区干部部去报到。那时古世英还只是个班长，不属于干部范围，对此古世英产生了疑问，为何要到干部部报到？要调到哪里去？然而，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古世英没敢多问，收起简单的行李就赶往潮汕军分区干部部报到。到了之后，干部部的一位干事交给古世英一份干部调动工作的介绍信，要他到军分区司令部军邮支局去当见习会计，而且要马上持介绍信去报到。古世英这时候才知道，在此之前，军分区干部部就已经下达命令，提升古世英为副排级干部。那时他才20岁。那一天起，古世英就开始踏上了部队领导机关的工作岗位。

1951年，古世英在潮汕军分区军邮支局先后做了见习会计、通讯科收发员之后 ，第二年的5月，古世英接到命令，要把他调往在广州的华南军区工作。命令一到，古世英便赶紧着手移交工作，整理行装。那时候，军人的行李十分简单，古世英全部行装只不过是一床被单和单人蚊帐、两套军装、两对军鞋和一个脸盆。1952年5月26日，古世英告别潮州前往广州，踏上了新的征程。古世英没有想到，这一次调动，让广州成了他的第二故乡，在那里，他整整度过了近大半个人生。

古世英的新单位是华南军区军邮分局。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司、政、后三大机关从武汉迁往广州。随后古世英也到了中南军区司令部军邮机要科当业务员。1953年2月，按照中央的决定，中南军区司令部军邮局，除少数人留在军区，其余人员集体转业，军邮局整个单位划分归中共中央华南分局（部分人员划分给中共中央中南局），成立广东省机要交通局，担负广州地区党政军机关的机要通信任务。古世英也从此脱下军装，成为地方机关工作人员，进而走入一个全新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身份改变了，但古世英长久以来作为军人所特有的吃苦耐劳的作风毅然保留着。成为地方机关工作人员的古世英，也在基层得到了更多的锻炼机会。

古世英人生的后半段，包括后来到深圳市委办公厅任副主任，都始终与文件及电报打交道。而让古世英真正与文件电报结下不解之缘的，还是1956年的夏天那次工作调动。

1956年夏天，古世英从广东省机要交通局调到了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秘书处发行科。这一次简单的工作变动，对古世英此后人生的成长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次工作调动之后，古世英在领导机关的秘书部门工作一干就是几十年，并始终从事与文件、电报管理相关的工作。尽管到了后来，“海外关系”变成敏感问题，古世英也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备受审查，但从军队到地方，从当一般干部到科长、处长、办公厅副主任、秘书长，几十年来都没脱离被人们视为接近领导、杰出机密的“机要工作”岗位。这一点，与古世英对待工作的敬业是分不开的。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古世英曾单独负责中共广东省委保密委员会办公室的工作，在广东省委办公厅秘书处当科长、处长期间，古世英第一手接触中央文件，包括机密、绝密件不计其数；到了八十年代，古世英调到深圳市委工作后，担任了几年的中共深圳市委保密委员会副主任、深圳市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还担任市委密码领导小组副组长，出席过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密码工作会议，1985年还担任深圳市委整党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可以说，古世英的命运是比一般的人要幸运得多。在其他人因为“海外关系”而屡遭挫折时，古世英依然一步一步走的稳妥。

然而，这并不表示“海外关系”没有对他有过影响，他也曾因为这一层关系屡遇审查。有一次，古世英偶然得知广东省委办公厅、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对他的职务安排问题有过多次讨论，但都因为自己有“海外关系”而搁浅。但知道这事后，古世英并没有感到沮丧，他想到和自己一起闹革命的战友同志中，有的已经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早早的长眠于青山之下，作为幸运的生存者，自己又何必对个人的名利太过在意呢？努力去发挥自己的每一分光、每一分热就是了。古世英这么一想，也就处之泰然了。

建国初期的生活是十分不容易的，工作也极其繁忙。在广州工作期间，古世英经常被派到农村去驻点调研、工作。那时候，吃不饱、穿不暖是经常的事。古世英还记得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前苏联逼债，国家又连年受灾。有一次在罗定的农村为了顺利度过来年的春荒，他和其它干部一起试着用蕉头、谷壳混合做成食品，再用蒸笼蒸熟。粗糙的食品吃起来难于下咽，但是为了填饱肚子，也只能咬牙硬吞下去充饥。

筚路蓝缕的生活，没有让古世英失去对工作的热情。每次上级命令一下，他二话不说就去着手准备工作。古世英的埋头苦干得到了组织的认可，1960年3月他被提升为副科长，1965年8月被提升为科长，之后到了“文革”后期的1973年7月古世英被提升为副处长、处长。

艰苦、忙碌的工作和生活，并没有让古世英放松学习。1952年调到广州后，古世英正好遇上了学习文化的机会，就很干脆地报了名。而从这一次报名开始，古世英业余学习的时间前后竟超过了十年，他在其中尝尽了酸甜苦辣。古世英戏称这一段业余学习的经历为“十年寒窗”。

事实上，对于古世英来说，用表现求学艰苦的“十年寒窗”这个词来形容他的业余学习生涯，的确不为过。古世英的业余学习是从读小学开始的。那时候，按规定凡没有达到初中毕业程度的干部战士，必须参加文化学习。这期间，通过考试一些幸运儿还被选送到军内的文化学校、高职读书班。古世英因为文化基础较差，只能参加在职业余文化学习班。学习班根据学员的文化程度高低进行编班，古世英被编入小学五年级。上课的课程并不多，只有语文、算术两门，但学习过程却很辛苦。在部队文化班时，除星期六和星期天白天外，每天的早饭前和晚饭后为文化班授课时间。白天办公时间要坚持上班，完成自身承担的工作任务，而到了晚上，古世英还要在放学后回到宿舍，抓紧时间完成当天的作业才能休息。

在这个文化班读了一年后，古世英因为工作调动，又到了华南直属机关业余文化学校就读。在这个学校里，古世英还常常因文化底子不扎实，在课堂上回答不出老师的问题而被罚站。那时候古世英已经二十多岁，在众目睽睽之下享受如此“待遇”，心中的难堪可想而知。但这却正好激励了古世英刻苦努力的决心，每每下课后其它学生都已经休息了，古世英还在逐段逐句地消化老师所讲的内容。

为了提高自己的阅读能力，古世英还常常利用空余时间阅读文艺小说，那时候所流行的一些文艺小说古世英都读了个遍。他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自己所读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的那一段名言：

“人生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再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业：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这样的名言给了古世英很大的精神力量，也让他的人生在后来因“文革”运动受冲击时多了一份精神支柱。

为了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古世英还坚持写日记。有一段时间，因为下乡工作的原因，古世英没有办法在业余学校读书，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依然坚持着。那时候农村工作开会常常没有桌椅，古世英为了看书、学习，常常就是随便往地上一坐，把本子放在膝盖上就写起来，当时有人对他开玩笑说：“你真会利用地形地物，竟将地堂作板凳，膝盖当台用。”

正当青年的古世英，就是这样一边工作，一边利用业余时间自觉坚持学习文化，青春年华没有在他这里虚度，而十年的学习也让古世英的文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为他以后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帮助。

 

走马鹏城，共聚贤士竭忠尽智辟新途

 

1982年，改革的春风吹绿了南国的大地，刚刚成立两年的深圳经济特区，招商引资、基础建设、城区规划，一切都在繁忙而有序地铺开。但随着建设与发展的任务日趋繁重，深圳原有的人才和干部力量捉襟见肘，继续从全国各地抽调优秀干部前来支援。在广东省委办公厅秘书处工作多年、业务出色的古世英，就是在这时被抽调到深圳市委办公厅工作的。

当时的深圳特区正大兴土木，各项建设正全力进行，处处是工地、山丘、田野，没有一条像样的马路，走在马路上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而生活环境也是相当的不好。古世英到现在还依然清楚地记得他刚到深圳时的情景。在通心岭的宿舍，偌大的一个屋子里，只有两张单人铁床、一张学习台、两张折椅，这就是古世英的全部家当了。进门就是客厅，厅里连一张小板凳都没有，一部刚刚装好的内线电话很随便的放在地板上。

就是在这样的屋子里，古世英单身一人住了10个月。有一次，一个小男孩帮他拿东西上来，当古世英打开宿舍的大门时，这位小男孩一看屋里空荡荡、静悄悄的，当即问古世英：“古伯伯，就你一个人住在这里，你不怕鬼呀？”这话引得古世英哈哈大笑。

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古世英当然是从不怕鬼不信神的，他就和其他党员一样，只相信通过自己的双手可以改天换地，即便在荆棘满地之处也能建设出一个活力四射的国际大都市。条件的艰辛不会把共产党人吓跑，只会让共产党人更加激流勇进。面对着这样艰苦的生活条件，古世英没有抱怨，反而干劲更大，一干就是13年。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深圳特区的建设在创业初期，艰难困苦是常人所无法想像的。但古世英已经横下一条心：既然已经来了，就一定要做出成绩，把共产党人当年闹革命时的那种坚强意志和强劲动力拿出来，不怕吃苦，不惧困难。“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古世英所担任的是深圳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工作。一个新的岗位，一个新的环境，不论工作还是生活都得从头开始。从他调来深圳的第二天，古世英就开始进入了工作状态。办公厅工作需要与上上下下很多人接触，因而他的工作首先就是从认人开始。正好上班第一天，市委领导有一个会议，开会之前，他赶紧让工作人员列出一份与会人员名单，对照着名单他一个接一个的辨认，不认识的，就积极向旁边的人求教。随后，为了尽快认识和了解办公厅的干部，古世英又逐个处室去走访，逐个和各处室负责人交谈，了解该处室的业务范围和人员配备情况。在他的努力下，没过多久，他就已经把办公厅里每个人的情况都摸了个底，甚至连司机、打字员的情况他也已经很熟悉。

此外，古世英还利用晚饭后的空余时间，对居住在通心岭宿舍区的办公厅干部，逐个上门家访，从中认识干部家属，了解干部家庭人口及家庭生活的大体状况，包括住房情况等等。通过这些接触，不仅使古世英比较快地对全厅的基本情况有了初步了解，工作起来，心中有了个底，而且古世英这种积极的工作态度，也让全厅上下的工作人员对他大为称赞。

工作逐步上手，可生活却还依然不方便。那时通心岭宿舍周围还正在大搞建设，水泥路根本没有，整个住宅区的道路全是烂泥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而且尘土飞扬 ，“无风三尺尘，有风半斤土”。最为不便的还是吃饭问题。那时古世英单身过日子，为了工作方便，他常在机关食堂吃饭。但机关食堂关门很早，晚一点过去，就没饭吃了。创业初期，工作是异常的繁忙，古世英身为市委办公厅副主任经常要参加市委的有关会议，每逢遇到这种会议，都不能准时在下班时间散会，超过半小时、一小时是司空见惯的。而等到散会，机关食堂早就已经关门了。那时候，通心岭周围不是荒坡丘陵，就是建筑工地，不像现在到处都是快餐店，因而吃不上饭是常有的事。每回遇到这样的情况，赶不上时间吃饭，他就吃方便面。他说，能饱肚子就满足了。

这样的日子没有难倒过古世英，他的工作照样做得很出色，市领导也越来越信任古世英的工作能力。

自从调往深圳工作以后，古世英也经常受到一些莫名其妙的打扰，他戏称这些人使得他“门庭若市”。这些“打扰”他的人，通常都是自称来自他的老家，每一次都总是带着各种企图，或者想要托关系找工作、或者以发展家乡经济的名义要求古世英多加扶持，对于这些求助，古世英并非不理不顾。每一次，他觉得能帮的都会把他们转到相关部门，要求按正常的程序办理。而对于一些怀着“靠着大树好乘凉”的心态而来的人，古世英则是一概不理。

相比于对“门庭若市”的冷漠，对于一些单位邀请他去讲课，传授秘书工作的经验或介绍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历程，他则是热情似火，踊跃前往。他觉得，能尽自己所能帮助别人进步，让别人有所收获，自己心里很甜蜜。

 

首都北京，特区彩车顺利通过天安门广场

 

回忆起二十多年前深圳彩车通过北京天安门广场，接收党中央和全国人民检阅的情景，作为亲自参与者之一的古世英，至今都还激动不已，那份光荣好像就在昨天。

1984年，正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5周年庆典，中共中央、国务院组织国庆游行检阅。按以往的惯例，参加国庆天安门广场群众游行的队伍，全是北京市和中央直属的单位，从来没有邀请过外省、市派出队伍去天安门参加国庆游行。但这一次，正值打开改革开放局面的关键时期，中共中央为了向国内外同胞展示改革开放的成果，表明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决定在这一年的国庆庆典游行中邀请深圳市派出队伍前往参加。

这是一项责任重大的任务，关系到深圳市改革开放后的形象和实力问题，能不能在游行检阅中表现出特区的气概、怎么样才能表现特区的“特”，这些都是要深思熟虑的。时任深圳市委秘书长邹尔康在市委常委会议上报告了中央书记处的决定，市委常委会议当即决定了由市委办公厅和市委宣传部联合承担这项崇高而光荣任务，并决定由古世英等同志来具体负责。这一决定得到了与会同志的一致支持，时任市委书记梁湘立即表示了赞成，他说：“这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一定要派明白人去干，糊涂人是干不好的。”

古世英就是梁湘书记所说的明白人。在接到这一崇高而光荣的任务后，他立即着手准备工作：第一件事，就是要去北京国庆群众游行指挥部，了解北京对深圳参加天安门国庆游行的具体任务和彩车制作的具体要求；第二件事，就是要迅速从市属单位物色抽调几个懂的制作彩车的设计人员，组成工作班子。

准备工作计划妥当，古世英就迅速展开了工作，他先是向同事简单交代了办公厅的事务，然后马不停蹄的赶往北京，与负责国庆群众游行的指挥部总指挥取得了联系。总指挥向古世英介绍了首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群众游行和联欢晚会的实施方案。其中具体讲解了群众游行的队伍的组织、设计，要按照总书记胡耀邦同志提出的“振奋民族精神，鼓舞爱国热情，检阅四化成就，增长四化志气”四句话作为总的指导思想。具体要体现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人民立志改革，勇于创新的革命精神，执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决心和信心，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国家政治局面的安定、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大好形势等。

同时，总指挥还向古世英等人介绍了中央领导同志决定要深圳、蛇口制作彩车参加首都国庆游行的由来。并要求古世英在同年5月底之前送游行彩车的设计方案和示意图给游行指挥部审查。时间紧迫，了解清楚任务后，古世英立即飞回广州（那时深圳还没有飞机场），又从广州转乘火车赶回深圳。

回到深圳后，古世英就开始着手安排工作了。首先是安排设计人员制作彩车的模型。根据当时市委秘书长邹尔康的意见，深圳的彩车一定要体现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使人看了彩车就对深圳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并要在彩车上呈现邓小平同志给经济特区的题词，彩车的制作要和蛇口的彩车有所区别。

很快，设计组就拿出了设计草图，几易其稿，最后形成了统一意见：即彩车的前端是一只振翅欲飞的大鹏鸟，象征朝气蓬勃、蒸蒸日上的深圳经济特区。邓小平同志年初视察特区时给深圳和厦门两个特区的题词也用上，显示了经济特区在腾飞、鹏程万里。此外，把建立深圳经济特区5年来完成的主要国民经济指标，与举办经济特区前30年的比较数字，在彩车两侧用电子屏幕显示；彩车的后端是以楼高53层的深圳国贸中心大厦为代表的多座大厦模型，展示一座现代化的新城区正在崛起；车头正方书“深圳经济特区”（后改为“深圳”）6个大红字，让人一看就知道这台彩车是深圳的。彩车命名为：“大鹏展翅”。

设计草图送到北京后得到了首都国庆群众游行指挥部的高度赞誉，还对模型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修改意见，之后古世英又立马赶回深圳，对模型进行修改。同时迅速安排了彩车所需要的其他人员。

同年的6月15日，深圳彩车的设计模型，经游行指挥部和中央领导同志审查，顺利通过，彩车开始进入制作阶段。从北京回来后，古世英迅速着手安排彩车的制作及其它相关工作。首先是把彩车中的一些特殊工艺，如振翅欲飞的大鹏鸟、显示深圳经济特区成立5年来完成的主要国民经济指标数字的电子屏幕、彩车的十几座楼宇等分别委托了相关公司制作。其次，经过反复商讨，原定用作彩车的进口汽车，因到货时间长，最后确定改用国产东风牌载重汽车。同时，古世英又根据预算向深圳市政府财务科申请了经费。为了预防彩车在游行过程中万一熄火抛锚，要有足够人力立即推车前进，经反复考虑，又借用了20名武警官兵前往北京执行任务。

经费有了，队伍也组织起来了，剩下的工作就是突出抓彩车的制作进度了。而难度最大的又是彩车的制作。由于部件多，每个部件的大小高低以及重量，都必须严格按照设计的尺寸要求，车体结构改装是否符合技术标准，都关系到彩车行进时的安全。在彩车制作施工阶段，古世英几乎每天都要到设在二汽深圳联合公司的彩车制作施工现场，检查施工进度，了解施工过程中碰到的各种问题。除了要求设计组的人员每天要有人在施工现场检查施工质量，解决施工过程中碰到的技术上的问题外，他还要求市美术广告公司每天必须有专人在现场掌握和监督大鹏鸟的制作情况。

克服了一个个困难，到了8月底，彩车的所有部件的制作，包括大鹏鸟、十几座楼宇模型，已基本完成，汽车结构改装也已完工，就待运往北京现场安装了。

同年的9月5日，所有楼宇模型、小型部件，以及各种用具，全部装进一个集装箱，和经过改装的东风牌载重汽车、大鹏鸟等同时在深圳火车北站装车启运。9月9日，火车顺利抵达北京。

按照游行指挥部的安排，9月22日晚需要参加游行预演，也就是说，彩车必须在此之前完成安装 。彩车安装工作量大，为了绝对保证质量，古世英要求所有人员都到施工现场参加彩车的安装工作。到了9月21日，大鹏鸟吊装完毕；车头顶部的“深圳”两个红色大字和电子屏幕，以及位于车身的国贸大厦模型也安装妥当，整台彩车的轮廓就出来了。其它楼宇模型还来不及装上，但也已经达到了参加游行预演的要求。

同年的9月22日晚，天安门广场游行预演从深夜12时正式开始，预演完全按照10月1日的阅兵和群众游行的程序进行。这一天，作为深圳经济特区参加北京国庆群众游行的领队，古世英平生第一次登上了庄严雄伟的天安门城楼。灯火灿烂的天安门广场，探照灯、激光灯交相辉映，异常壮丽，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古世英感叹万千。当他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一个方队接一个方队迈着整齐的步伐、以威武的阵容通过天安门时，他心潮澎湃，更为伟大祖国的日渐强盛而感到骄傲！

但在这时，古世英肩负着重任，他更关注深圳彩车通过天安门时的情况。预演一结束，古世英就立刻快步走下天安门城楼，直奔前门深圳彩车停放场地。这时虽已是23日凌晨3时，但古世英却全无睡意，直到凌晨4时，看到彩车安全回来，他的一颗高高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9月23日中午，古世英打电话回到深圳，向时任市委秘书长邹尔康同志汇报了彩车通过游行预演和来京后的工作情况。

9月24日，彩车上的全部楼宇模型安装完毕。

9月25日，深圳市委、市政府两个办公厅联名向古世英发来了贺电，祝贺彩车预演成功。

9月27日深夜12点，深圳彩车最后一次在天安门前试车，一切顺利。

激动人心的1984年10月1日到了。这一天，天安门广场彩旗招展，喜气洋洋。百万游行群众的行列慢慢的经过天安门广场。深圳经济特区的彩车缓缓出现在游行队伍中。大鹏展翅的模型像一只振翅欲飞的大鹏鸟，鸟眼中的激光闪闪发亮，经济特区创建5年来的一系列经济数字在电子屏幕上逐条显示。这一切，让观礼台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振奋了，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一阵“深圳，深圳——”的议论声。

记者们抓住了这样一个镜头：胡耀邦兴奋地指着彩车向邓小平说着什么，邓小平一边拍掌，一边侧过耳朵听，一边把眼光投向特区的彩车，人们清楚地看出他眼光中跃动着的是高兴、自豪和一个老人的慈爱。

游行取得了既定的效果，而深圳，也一下子成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古世英看到这一切，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深圳彩车的游行引起了海内外的极大反响。第二天，《人民日报》在第二版刊登的首都国庆游行侧记中，在写到深圳彩车时有这么一段话：

“开放使中国的色彩不再象过去那样单调，开放使中国的气氛更开朗，这是许多外国朋友的感触。深圳经济特区和蛇口工业区，特制了两辆彩车来北京参加游行。深圳、蛇口，走出了一条利用外资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也闯出了一条城市改革的路子。”

同日，《北京日报》在第二版报道首都国庆群众游行盛况一文中，也介绍了深圳特区的彩车，文中这样写道：

“‘大鹏鸟’展翅飞来了。这是深圳经济特区特制的彩车。大鹏两翼，分别镶嵌着邓小平同志的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同时，首都出版部门在国庆节后公开发行了一套共39张的阅兵和群众游行的图片，其中第18张是介绍深圳、蛇口两台彩车并行的彩色照片，其文字说明是：

“状如大鹏展翅的深圳经济特区和型似二龙戏珠的蛇口两部并行的彩车，鲜明、生动的体现着我国新时期的经济政策和改革的成果，证明党中央的决策英明、正确。”

古世英回忆说，从以上这些文字和图片的报道无不说明，深圳特制的彩车参加首都国庆群众游行，其意义已远远超出了彩车本身是否制作精美，而是在全中国，乃至在国际上，收到了宣传深圳经济特区，宣传中央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性的政治效果。

这次彩车参加游行所取得的效果获得了巨大成功，让人振奋。甚至在事隔15年之后，到了1999年4月，也就是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典即将到来之前，北京电视台还专门派记者赶赴深圳，采访了当初负责彩车参加国庆群众游行事宜的古世英和邹尔康、黄昶三位同志，让他们介绍了深圳制作彩车参加天安门国庆35周年游行的背景和过程。并将这些采访放到了15集电视系列片《国典春秋》里。

古世英和全体工作人员完成任务回到深圳后，深圳博物馆主动派人到深圳市委办公厅联系，要求将彩车全部模型交给他们收藏。同年10月底，北京国庆群众游行指挥部给深圳参加北京国庆游行游行任务的每一个同志都颁发了嘉奖证书。

 

桑榆暮年，两次参与筹建深圳人大

 

深圳市自1979年3月建市以来，在1983年初曾召开过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但也仅仅是选举出席广东省第六次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并未依法设立市人民代表大会常设机构——常务委员会。这不仅在广东，在全国的市一级建制中，也是独一无二的。因而，到了1986年7月份，根据广东省委组织部的相关文件精神，深圳市委市政府决定着手组建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筹备工作机构。

1986年7月1日，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发出粤组干[1986]397号文件，任命时任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周鼎同志为深圳市人大筹备组组长，时任市委常委、副市长罗昌仁和副市长甄锡培、吴小兰三位同志为副组长。事隔一个月后，即到了8月1日，中共广东省委以粤函字[1986]151号函，摘转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建议抓紧深圳市依法进行人大筹备工作的意见》给深圳市委。《意见》提出深圳市人大筹建工作，首先要尽快明确市区级政权体制，并按规定办理报批手续。根据广东省委的这些

文件，深圳市开始着手组建市人大筹备工作机构。

8月26日，时任深圳市委组织部部长欧阳杏同志找古世英谈话，转达市委拟要安排他到深圳市人大筹备组工作。欧阳部长问古世英：“对市委拟决定你去筹备人大，有什么意见？”

古世英很干脆地回答：“没有意见，听从市委的决定。”

自此，古世英开始参加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古世英对笔者回忆说，早在1986年的7月份，深圳市人大筹备组工作领导成员已召开过筹备组的第一次会议，讨论了开展人大筹备工作的有关事项；已选定了兴建市人大办公楼的地址，且已有了设计方案，市政府亦以行文批准建筑面积为5000平方米，基建费用为300万元人民币；已制作了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筹备组的招牌，但尚未确定挂牌时间。

古世英着手人大的筹备工作后，就开始抓紧时间将各单位抽调到人大筹备组的工作人员集中起来办公，并召集相关的负责同志召开会议。经过会议讨论，对具体的工作进行了明确的分工。其中，人大办公楼基建方面的具体事务，由从市基建办抽来的邹国华和市政府办公厅行政处抽来的孔庆荣负责；筹备组工作人员集中办公所必需的办公用房和办公用具、电话等，由市政府办公厅第二秘书处抽来的韩裕国负责；另由从市政府办公厅综合处抽来的张立伦负责向筹备组领导周鼎、罗昌仁请示了筹备组工作人员集中办公的具体工作安排。

同年的9月9日下午，市人大筹备组组长周鼎主持召开了市人大筹备组第二次会议。会议决定了具体的办公地点以及筹备组下设的办公室等事项。同日，在市委、市政府大院的正门上挂起了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筹备组的牌子。

古世英说：似乎这一切看起来已经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应该可以依照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展开筹备工作了，但真正做起来，却是困难重重。其中之一即是体制问题。按照宪法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规定，像深圳市辖有县、区设置的市，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应由县、区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及实行间接选举，而深圳当时的建制是，除了宝安县是正式的县一级建制，设立有宝安县人民代表大会外，深圳特区内设立的五个区，都不是一级建制，全都是深圳市政府的派出机构。

对于这个问题，在深圳市人大筹备组成立之前的1986年5月3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就用正式文件向广东省人民政府提出《关于成立深圳市辖五个区人民政府的请示》，但没有取得广东省人民政府的同意。同年12月25日，也就是在深圳人大筹备工作已进行了一段时间后，深圳市政府再次向广东省人民政府书面提出《关于成立深圳市辖五个区人民政府的请示》，事隔五个月之后，到了1987年5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才以粤办函[1987]170号文书面答复了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要求设置沙头角等五个市辖区建制问题，省人民政府意见，暂维持现状不变，待下一步研究政治体制改革时再统一考虑。”

由此，市辖区建制问题定不下来，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就难于依法选举产生 ，筹备工作也就只好停顿了下来。从各单位抽来的工作人员，有的回到了原单位工作，有的经原单位同意，自己找到接收单位调动了工作，而古世英也于1987年底“自动”回到市委办公厅。其时，只有市政府办公厅的韩裕国同志仍坐在筹备办公室负责一些接待事务。

1989年3月，国务院向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提请审议授予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立法权的议案。但是，由于当时深圳还没有成立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授予给谁呢？因此，对国务院提的这个议案，全国人大会议决定：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深圳市依法成立人大及其常委会之后，在对授予深圳立法权问题进行审议并作出相应决定。之后，直到1992年7月1日，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上，才通过授予深圳立法权的决定。

到了1989年底，广东省人民政府才将深圳市设区的行政区划问题上报国务院。1990年2月，国家民政部行文正式批准深圳市区设立福田、罗湖、南山三个行政区。这就为深圳市成立人民代表大会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紧接着1990年3月6日，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以粤组干[1990]100号文件发出通知，为调整充实深圳市人大筹备组领导成员，任命周溪舞为深圳市人大筹备组组长，罗昌仁、吴小兰、林江、闻贵清为副组长。

1990年4月16日，在深圳市委常委会上，当讨论有关市人大筹备工作问题时，经周溪舞同志提名，市委常委会议通过任命古世英为市人大筹备组办公室主任，并写进了市委常委会议纪要。自此，经过一段时间后，古世英亦将主要精力放在了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上。

因市辖区的建制问题解决了，经福田区、罗湖区、南山区和宝安县人民代表大会选出市人大代表后，1990年12月23日，深圳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式举行。

在市人大筹备工作中期，古世英曾向市委领导提出，鉴于其时他以年届59岁，希望在完成人大筹备工作之后，回到市委办公厅再工作一年，到年满60周岁时办理离休，请求市委不要再给他安排在市人大常委会担任职务。

但市委没有同意他的请求，仍然把他安排为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人选。按法定程序，市委首先把古世英推荐到福田区作为市人大代表候选人，并在福田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市人大代表。此后，在市人民代表大会上，又经市委推荐、大会主席团提名、以及各代表团讨论酝酿，于1990年12月27日举行的全体代表大会上，进行无记名投票选举，在二百三十多名到会代表中，以仅3票弃权，无一票反对，高票当选为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

深圳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1990年12月29日闭幕。从此，古世英在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的岗位上工作了整整一届，直到1995年5月，当换届选举产生了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后，64岁的古世英才从市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岗位上退下来。

（资料来源：《南粤之子（深圳续卷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