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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叔父古耕虞——重庆市一百位重庆籍历史名人之一，离开我们已经十五年了。但他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生、他诚恳的为人、他睿智的经商理念、他舍自己的四川畜产公司小家顾国家和中华民族大家的博大情怀值得我们后人敬仰、怀念和学习。常言“商场如战场。”他不这样认为。他说：“战场上面对的是敌人，是你死我活。”他的格言是“不让别人赚钱的商人一定不是好商人”。因此遇到有些商人欠他的债还不上时，他不会去逼债，如果对方是可帮扶的，他还会再借钱给他，扶他一把。这些人绝地逢生，后来都成了叔父最忠实的朋友。叔父也常教诲我们“为人处事要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当然商人之间为维护自身利益，竟争是难免的，即使是竟争对手，他也不会乘人之危，落井下石。这些都有许多鲜活的事例，所以在商界我的叔父古耕虞很得人心。在民主健国会成立七十周年之际，略书几句，缅怀我敬爱的叔父——古耕虞。

猪鬃常识

猪毛谁都见过，一点也不起眼，但经过古家三代艰苦经营，猪毛中的精品——猪鬃，不但能发家致富，而且还为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　　猪身上的毛並不都是有用的，可用的只是猪颈背脊上的部分，称之为“猪鬃”。一头猪也只有一小把。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前，猪鬃主要用来制作刷子(牙刷、衣帽刷、洗衣刷等) ，也在军事上用作油漆军舰、飞机及各种军车及擦枪管和炮筒刷子的原材料，所以在战争年代猪鬃都作为战略物资加以特殊管制。

猪鬃的加工不须要复杂的设备，一般都是家庭手工作坊，称之为“洗坊”。工人一般只有几人到十几人。重庆有几家大的猪鬃厂，例如我的大叔父古今佛在北碚和鹅公岩开了两家猪鬃厂，工人也不过一、二百人。工厂不只是加工猪鬃，还生产各种刷子，主产品是牙刷，因当时没有尼龙牙刷。猪鬃加工，其工序流程首先按毛色分开(白色和黒色)，然后加热去除毛嚢和油脂，再用冷水清洗干浄，按长短分类，理顺（根部向下），并用棉绳捆成约4吋直经的小捆，后由人工淸除其中的杂色毛(称为看花毛)，最后装箱出售。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我国广大农村基本上处于自然经济生产方式。农民需要抽烟就种点烟叶，需要喝酒就种点高梁换酒，而家家户户必然养猪，既是为了过年吃肉，更主要是农业用肥，即农民常说“养猪不是看灶上(吃肉) ，而是看坡上(施肥)”，所以农村专门有人以杀猪为职业(称杀猪匠)。他们杀猪还不花钱，就把猪毛收集起来，聚少成多，然后，将生鬃卖给洗坊，洗坊加工成熟鬃后卖给山货商号。因此，猪鬃的收购成本很低。当时，国内猪鬃用量极少，主要出口给欧、美发达国家。猪鬃成了当时中国出口创汇的重要商品。

猪鬃世家

古家从曾祖古绥之开始成立“正顺德”和“同茂丰”两家土产商号，经营猪鬃、羊皮和桐油等土特产。猪鬃商标为“牛牌”，在重庆小有名气，而且很快成了重庆的巨冨，并当上了重庆商会会长。爷爷古槐青在曽祖商号当伙计，学做生意。为减少中转环节，古绥之派爷爷古槐青驻上海。古槐青在上海有了－定基础后，就自立门户成立“古青记”商号，主要从事猪鬃出口生意，并把猪鬃商标取名“虎牌”。当时国内的猪鬃都是运到上海，由英国商人出口。爷爷清楚的知道，国內山货邦基本缺乏外贸知识，眼睁睁看着巨额利润流入英商手中。因此，1919年下决心将儿子送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英语，这对我的叔父古耕虞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楚。1925年因爷爷身体多病，20岁的叔父就“子承父业”，接手“古青记”当上了少掌柜。当时，四川的猪鬃、羊皮等出口是由在上海的英国商人代理，而美国却是中国猪鬃的最大需求国，英商往往以高出收购价十几倍的价格转卖给美国，从中获取巨额利润。

机会总是眷顾哪些有准备的人。1927年底，美国最大的猪鬃进口商孔公司派两个人来重庆，名义上是考察重庆猪鬃的生产情况，实际上另有目的。当时“古青记”在重庆猪鬃行业还不是最大的。两个美国人不懂中文，他们先接触了几家猪鬃商号，由于经营猪鬃的老板不懂英语，请来的翻译又不懂猪鬃业务，所以越谈越糊涂。几经周折，无所收获。但当见到年仅22岁的古耕虞时，他流利的英语，练达的外贸知识，熟悉的猪鬃货源及加工流程征服了这两个美国人。他们没有想到“虎牌”猪鬃的主人竟是如此年轻又如此具有才学。几次交往之后，彼此都有了更深的了解，最后他们和“古青记”达成了秘密协议，一部分猪鬃交给在上海的英商，以掩人耳目，大部分猪鬃直接出口到美国。叔父为了出口方便，在美国注册成立了自已的子公司——“海洋公司”。从此，“古青记”通过这个渠道垄断了中国出口美国的猪鬃生意。这是古耕虞成为“猪鬃大王”的重要转折点。

为了抗战

1938年，四川畜产公司成立，叔父任总经理，而对外出口仍称“古靑记”，仍用“虎牌”商标。抗战期间，国民党官僚资本借抗战之名，对13种传统出口物资进行统购统销，其中特别是猪鬃，因系战略物资，出口利润大得惊人。官僚资本企业向民营企业收购的猪鬃，每箱只有法币5万元，而在昆明装上飞机出口到美国价格高达67万元。对官办企业借统购统销敲榨民营企业，叔父当然感到十分愤慨。后在周恩来的开导下，为了抗战，叔父做出了牺牲，接受了国民党政府贸易委员会下的“复兴公司”和官办的“富华公司”的统购统销，但美国只认“古青记”的“虎牌”猪鬃，只得打此招牌。当时，出口到美国的猪鬃占中国出口猪鬃总量的80%，其余20%出口到西欧。“虎牌”猪鬃为国家换回了宝贵的外汇，支持了中国的抗战及反法西斯盟军的作战。周恩来赞誉叔父古耕虞“为抗战立了功，是一个出色的爱国者”。

心向共产党

抗战胜利后，叔父迅速在汉口、天津、沈阳成立分公司，在上海设立总经理办事处。1946年到1948年间，汉口80%的猪鬃，天津50%的猪鬃，重庆50%的猪鬃被四川畜产公司收购。美国进口的猪鬃有70%是四川畜产公司的，古耕虞成了名符其实的中国的“猪鬃大王”。

自古以来，得民心者得天下。1948年，叔父知道国民党大势已去，共产党必胜。时年43岁的叔父，何去何从? 当时叔父全家已迁往香港，大陆已没有一个直系亲属。1948年结帐时，公司有900万美元资产，2700万美元银行往来，国内资产除厂房、汽车和办公楼外，还有大批猪鬃和畜产品。他个人的财产超过200万美元，是将资产转栘国外去过所谓的好生活，还是留下来为中国和中华民族干一翻事业呢？叔父最终选择了后者。1948年，叔父受党的派遣，赴香港设立四川畜产公司( 所以他参加革命的工龄是从1948年算起的)，把东北、山东、苏北解放区的猪鬃等土特产经香港出口，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换回宝贵的外汇。是年底，叔父又决定把上海总经理办事处人员陆续撤到香港，其它各分司人员、货物暂时不动，迎接解放。

1949年10月，叔父参加了民主建国会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邀请叔父古耕虞列席新政协。1949年10月4日，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叔父，希望叔父任中国猪鬃公司经理，全权负责。古耕虞接受了这个任务，并表示把四川畜产公司交给国家经营。1950年初，四川畜产公司与政府达成协议，四川畜产公司全部交给国家，而叔父只提了唯一要求，“原四川畜产公司工作人员保留原职原薪不动，作为国营公司干部”，工龄从1950年3月25日起算。刚解放时，百废待兴，经济十分困难。干部都是实行供给制，每月只有少许津贴，而原四川畜公司员工薪资是很高的。古耕虞作为公司总经理，对自己的员工十分爱护。1986年叔父出差重庆，在大礼堂人民宾馆宴请在重庆的原四川畜产公司职工，到会的五十多位老员工对古老都十分感激。古耕虞把自己的资产全部交给国家，其余股东经清产后由国家分发新股，后实际上换发为中国土畜产公司的股息证，每年领取股息，直到1996年停止。为方便出口，四川畜产公司在香港和纽约的机构，继续由公司自行经营，但它是中国猪鬃公司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四川畜产公司在全国率先实行国营，把祖辈和自己几十年艰苦创下的家业全部无偿交给国家，这是何等的壮举! 香港四川畜产公司想方设法把大陆猪鬃出口到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换回宝贵的外汇，支持新中国的经济复苏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叔父为发展我国外贸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1950年，我国猪鬃出囗额达十万箱，价值8000万美元，创历史最高。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 10月2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渡江抗美援朝，12月1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全美处于紧急状态，同时下令冻结中国大陆在美资金并禁止美国船只驶赴中国大陆。当时中国大陆资金全部划在古耕虞的银行户头是极端保密的，所以他认为他不在冻结之内，他在大陆已没有他的企业，这是有凭有据的，他现在只在香港和纽约有公司，他本人去美国也是拿“中华民国”的护照。可就在1951年1月中旬就对他在美资金进行了“特别冻结”，“特别冻结”是因他有“特殊嫌疑”。当时美国进口的中国猪鬃有90%是海洋公司供应的，美国不相信一家私营公司能从中国共产党手中搞到这么大量的猪鬃，他们估计香港四川畜产公司是与中共联合经营的，海洋公司是中国猪鬃公司的代理人。1951年2月，叔父经过周密细致的准备，亲赴美国打官司，据理力争，美国拿不出任何证据说明香港四川畜产公司与共产党有关系，而叔父却拿出英国驻重庆领事馆証明大陆四川畜产公司早已卖给国家的証明，而且自己在大陆没有一个直系亲属，美国最终不得不宣布解冻，而且杜鲁门总统还要求香港四川畜产公司的猪鬃要卖给美国，叔父内心求之不得，并说大陆的猪鬃是要用货物去换的，希望美国不要干预。就这样叔父便很快把存在自己名下的这八百多万解冻美金经香港如数转交给国家，为粉碎美国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为支持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4月叔父从香港回国担任中国畜产公司经理, 主管进出口业务。香港四川畜产公司招牌一直挂到1963年，只是叔父调回北京后，没有什么业务了。1972年古耕虞担任中国土畜产公司顾问。1979年1月，邓小平主席邀请民建和工商联的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古耕虞等五位领导人谈话，内容主要有两个，一是关于国际贸易的问题；二是如何发挥工商界在四化建设中的积极性。由于时间紧迫，古耕虞只好请儿子和媳妇写了两份书面建议。在谈到如何发挥积极性时，古耕虞提出给资本家摘帽子问题，他说“资本家的帽子就如同头上顶着磨盘走路，想走也走不快。”邓主席很重视，不久就发文宣布摘掉资本家的帽子。

1979年10月，民建三大会上古耕虞当选为民建常委。1979年10月至1988年12月，任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囯人大常委和财经组副主任。1988年至2000年去逝前任全国工商联名誉副主席。

叔父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老人家的精神深深地留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