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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柏夫人曾碧漪（前左一）与彭儒（陈正夫人，前左二）、康克清（后左一）、钱希均（毛泽民夫人，后左二）、周月林（后左三）、贺子珍（后左四）于1931年11月7日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合影。

结婚宣言

我们是自由婚姻，不送礼，不请客，不坐花轿，不拜天地。我们不是封建婚姻的奴隶，而是革命旅途中的伴侣，愿共同为革命奋斗终身。

古 柏 曾碧漪

古柏写好后，又抄写了几十份，派人到县城和通往各圩场的交通要道上张贴。

过往群众看了，议论纷纷，赞叹说：“共产党婚姻自由，光明正大，一不摆酒席，二不坐花轿，真是又省钱又风光啊!”

“你看，人家结婚自由自愿，一夫一妻，哪里是共产共妻？”

……

国民党反动派的谣言和欺骗宣传不攻自破！

就在张贴“结婚宣言”的当晚，在游击队的宿营地里燃起了一堆熊熊篝火，大家品尝着野果，为古柏和曾碧漪举办了一个简朴而热闹的婚礼晚会。

毛泽东在寻乌作社会调查，古柏全力协助

1930年春夏之交，红四军从会昌来到寻乌县城。毛泽东利用部队在安远、寻乌、平远做发动群众工作的机会，在寻乌县进行了20多天的社会调查，收集整理了近10万字的《寻乌调查》材料，之后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这篇光辉著作。期间，毛泽东得到了古柏全力协助。

毛泽东先住在县城西井巷天主堂，后移往城内马蹄岗天主堂。寻乌县与闽西、粤北交界，东邻福建武平和广东平远，南毗广东兴宁、龙川，西接本省定南、安远，北与会昌相连。其政治、经济状况，阶级关系，风土人情，社会习俗，在三省均具有代表性。这种特殊地理环境，引起毛泽东浓厚的兴趣。“明了这个县城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致相差不远”(毛泽东语) 。为此，到寻乌后，毛泽东下定决心要进行一次尽可能详细的社会调查。在古柏的陪同下，毛泽东走大街，穿小巷，仔细考察了寻乌县城的社会经济情况。

5月初的一天，正好是寻乌县城当街。古柏陪毛泽东来到南门街，只见城内店铺鳞次栉比，街上人来人往。毛泽东早就想调查城市商业状况，可总没有这个机会。古柏介绍杂货店主郭友梅老先生可以提供一些材料，毛泽东便决定登门拜访。

店主郭友梅坐在店堂里，手托水烟筒吸着闷烟，见古柏领来一位身材魁梧、面目清秀的陌生人，连忙起身让坐，古柏指着身穿灰布衫的老人向毛泽东介绍: “这就是郭友梅先生。”毛泽东忙上前与其亲切握手。

古柏又向郭友梅介绍: “这是毛委员。”郭友梅听说是红军的大人物，又惊又喜，连声说:“呵，毛委员，久仰，久仰，请坐。”转身去倒茶。

毛泽东坐下后，扫视店内摆设，只见货架上稀疏地摆着几卷布匹及日用小百货等，显眼处摆了点洋蜡烛、洋纱布等“洋货”，一看便知经营很不景气。

古柏介绍道:“郭先生曾做过两任寻乌商会会长，在寻乌做生意40年，是个县城通。”

毛泽东十分高兴地说:“这是我打着灯笼要找的行家，是我可敬爱的先生！”当即约请郭友梅参加调查会。

第二天，毛泽东又经古柏介绍结识了时为县苏维埃政府委员的范大明老先生。通过交谈，毛泽东详细了解了寻乌县革命前后的情况及城郊居民对革命的态度。

一连几天，毛泽东都把两位老人请到自己的住处，像小学生对待老师一般，一桩桩一件件地向两位“寻乌通”请教有关问题。毛泽东一边认真地听，一边不停地做笔记，听不明白的时候，就请古柏当“翻译”。

    古柏还陪同毛泽东走街串巷，深入店铺、作坊，或田间地头，与工人、农友促膝谈心，广交朋友，了解社会各阶层的情况。为了更全面地掌握材料，毛泽东除请人到住地开调查会外，还多次到商会、苏维埃政府、工会等地走访，不拘形式地作广泛社会调查。

经过20多天的社会调查，毛泽东不仅对寻乌城21个行业131家大小商店的历史、现状及其主人的政治态度有所了解，而且对全县7个区21户大地主、11户中等地主的剥削形式、剥削手段及其压迫群众、反对革命的恶劣行为，也掌握得清清楚楚。在这段时间里，古柏始终陪伴着毛泽东，并协助毛泽东整理调查笔录。翻着那一大叠第一手调查材料，毛泽东对古柏甚为感激。在《寻乌调查》序言中，毛泽东写道：“在全部工作上帮助我组织这个调查的，是寻乌党的书记古柏同志”。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而毛泽东那种注重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则深深地教育和影响着古柏。

古柏及时识破了一封伪造信，

进一步加深了与毛泽东的友情

寻乌调查后，毛泽东对古柏印象极好，并将他调任红四军前委秘书长。从此，古柏就留在毛泽东身边工作。

1930年12月上旬，正值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前夕，国民党十万大军压境，苏区形势十分严竣。恰在此时，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派李韶九到吉安县东固帮助红二十军肃反。李韶九等以“AB团”要犯名义将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人拘捕，引起了红二十军部分指战员的不满。12月12日，该军一七四团政委刘敌率领教导营包围了军部，将李韶九、红二十军军长刘铁超和中央提款员易尔士关押，释放了谢汉昌等人。当晚，刘敌、谢汉昌等率红二十军军部直属队赶到富田，包围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缴了省苏政府警卫连的枪械，释放了被李韶九关押的段良弼、李白芳等人，并提出了一些过激的口号，大大影响了红军在强敌面前的统一行动。12月24日，李韶九等人仿照毛泽东的笔迹，伪造了一封毛泽东写给古柏的信。全文如下:

古柏同志：

据目前各方形势的转变，及某方来信，我们的计划要赶快的实现。我们决定捕杀军队CP（共产党的英文缩写——引者注）与地方CP，同时并进，并于捕杀后，即以我们的布置出击，仅限三日内将赣西及省行委任务完成，于拷问段、李、王等中坚干部时，须特别注意勒令招出朱、彭、黄、膝来红军中AB团主犯，并已与某方白军接洽等罪状，送来我处，以便早日捕杀，迅速完成我们的计划。此信要十分秘密，除曾、李、陈三人，任何人不准告知。

                  毛泽东

                  10/12

    信中提及的“朱、彭、黄、滕”，系指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红三军团总指挥兼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彭德怀、红一军团红三军军长黄公略、红三军团政治委员滕代远；“曾”是指红二十军政委曾炳春，“刘”是指红二十军军长刘铁超，“陈”不详；至于“AB团”，“AB”系英文“反布尔什维克”一词的缩写。

古柏阅信后，顿生疑窦，越想越不对劲。他联想起毛泽东的一贯为人，怎么也不能把他与阴谋家联系在一起。古柏慎之又慎，连续看了几次，当他仔细审视信末的日期后，才猛然发现此信有诈! 毛泽东写信，“年、月、日”均用汉字，从不使用阿拉伯字。尽管信的笔迹酷似，古柏还是断定此信系伪造。于是他迅速将信及情况报告总前委。

彭德怀和朱德也几乎同时收到了这份同样内容的毛泽东的“亲笔信”，同样很快识破了信的真伪。彭德怀还召开三军团主要领导人紧急会议，并起草一份简短宣言，派人急送毛泽东。表示：“一、三军团在总前委领导下团结一致，拥护毛泽东同志，拥护总前委领导！”

伪造信的及时识破，避免了红军一场大分

裂，保护了一大批干部，增进了红军领导人的团结。同时，也大大加深了毛泽东与古柏的革命友情。

在红都瑞金艰苦岁月里，古柏与

毛泽东工作在一起，生活在一起

1931年9月下旬，毛泽东等人率苏区中央局机关和方面军总部从兴国水头庄出发，经于北平安、曲洋，向瑞金前进，古柏随行，28 日到达瑞金叶坪村。他与毛泽东同住谢氏祠堂。

谢氏祠堂比较陈旧，是土木结构的砖瓦楼房。当时，正值敌军“围剿”中央苏区，经常有敌机在上空盘旋，并不时投下几枚炸弹。为了毛泽东等红军领导人的安全，古柏率领总前委机关工作人员在屋后的山脚下挖了一个防空洞，以应付突发事件。

就在这栋破旧的祠堂里，古柏为协助毛泽东处理日常政务，日夜忙碌着。毛泽东有晚上办公的习惯，常常是夜里三四点钟还没有睡觉，或是伏案写作，或是思考问题，或是召集人员开会。毛泽东抽烟抽得很厉害，夜间工作时更甚，有时一支接一支地抽。那时纸烟很少，有点纸烟也是前线缴获的，毛泽东舍不得抽，总是抽土烟丝。古柏总是事先交代警卫员为毛泽东卷好“纸烟”，有时干脆自己亲自卷，以便晚间保证供给。古柏还经常协助毛泽东起草文件或抄写文稿。那清秀的毛笔字，深得毛泽东的赞赏。

在红军总前委的日子里，无论是行军作战，还是在日常事务中，古柏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和充沛的精力，协助毛泽东开展工作。有时刚端起饭碗，遇上紧急文件，也要放下碗去批阅转呈。总前委的许多重大问题，毛泽东经常与古柏一起研究，有时委托古柏处理。古柏成了毛泽东的得力助手。

古柏的妻子曾碧漪也在总前委秘书处任秘书，与贺子珍一起负责收发、保管文件，破译密码，协助毛泽东抄写有关材料。一次，曾碧漪将一段文字抄错了，就涂掉重新抄写。毛泽东看完后，当着曾碧漪的面对古柏说: “古柏同志，你爱人贪污了! ”曾碧漪一听大吃一惊，连忙问道:“我什么时候贪污过?”

正在一旁抄写文件的古柏也十分吃惊地问:“怎么回事？”

毛泽东见状，笑了，他指着曾碧漪涂掉的那段文字，说:“修改文章不是这样涂抹，不要的文字或错误的文字，最好是划上框框，打上斜线。”说到此，毛泽东随手拿起笔做起示范来，“如果是添上文字，要划上杠杠插入正文，请审稿的同志能看清原文是什么，插入的文字加在何处。现在你这么一涂，原来的文字就看不见了，这不好，要是做经济工作，涂掉的是数码字，人家看不清原来的数字，还以为你贪污作弊呢! ”

古柏和曾碧漪听完毛泽东的解释，如释重负。原来，毛泽东是在教修改文章的方法啊！

古柏跟随毛泽东工作期间，经常得到毛泽东的亲切教诲，对毛泽东关于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有了极为深刻的领会。后来，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在中央苏区实行宗派主义干部政策，把古柏调离前委到地方工作。但古柏始终以党的事业为重，不论调到哪里，担任什么工作，都坚定不移地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联系群众，实事求是，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

毛泽东受贬，古柏挨批

1931年11月初，由中央代表团主持于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的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在指责毛择东的正确主张的同时，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到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又在宁都召开会议，进一步指责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排挤他对红军的领导。会后，“左”倾领导者撤销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调他专做政府工作。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从上海迁入瑞金。这年2月，临时中央同苏区中央局一道，在福建开展反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3月，又在赣南开始反对以邓、毛、谢、古为代表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对支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企图以此来削弱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和红军中的影响，便于推行他们的“左”的政策。

邓是邓小平，时任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毛是毛泽覃，毛泽东的小弟。他不仅善于做地方党的工作，而且还担任过红军独立师政委、师长等职，是一名颇有影响的红军指挥员。谢是谢唯俊，曾任红军总前委秘书，1930年11月和古柏随毛泽东到吉安、永丰等地进行农村调查，后来调任江西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红军独立师师长。他常给毛泽东写信征求对工作的意见，毛泽东也给他回过信。古是古柏，1931年调离总前委后，担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长兼内务部长、中央劳动部秘书等职。邓、毛、谢、古分处于不同的工作岗位，“左” 倾错误领导者之所以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冠以“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在于他们都与毛泽东有着密切的关系，都坚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都对临时中央负责人不满，称他们为“洋房子先生”。

“洋房子先生”排斥毛泽东，说“你们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古柏等人十分气愤，反驳道：“我们苏区山沟里都是马列主义，你们这些洋房子先生倒是在城市产生了立三路线，你们到苏区来到处找岔子，是真正的‘派别的领袖’”。

古柏被批斗后感到委屈，总想找毛泽东倾吐冤屈。然而毛泽东避而不见。此时，“左”倾错误领导者正污蔑攻击毛泽东在搞宗派活动。为使邓、毛、谢、古和罗明等人免遭更大的打击，毛泽东对他们都是采取回避态度。

面对一次比一次“残酷”、“严厉”的批判，古柏以沉重心情写了一份声明书，陈述自己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在批判会上与“左”倾领导者进行了面对面的辩论。

“左”倾领导者十分恼火，认为古柏等人“没有在党的布尔什维克火力面前解除武装，限令三天内写出第二次声明书，与‘右倾’彻底划清界限，否则，必须考虑党籍问题”! 古柏没有屈服，几天后写了15张纸的第二次声明书，拒不承认自己有错。他坚定表示：“撤职、缴枪，甚至开除党籍，也得保留意见，你们只能缴掉我们身上的武器，但不能解除我们思想上的武装！”

“左”倾领导者被激怒了。邓、毛、谢、古四人都被撤销领导职务。古柏还被缴了枪，派往会昌去做扩大红军的工作，不久又被分配到苏维埃政府粮食部负责粮食征集工作。古柏虽然屡遭打击，但他没有气馁，仍然勤勤恳恳地工作。

毛泽东在延安回想起这段历史时，一针见血地说：“所谓反邓毛谢古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实是指鸡骂狗，是反对我的! ”

古柏不幸遇难，毛泽东深感

痛惜，并为其亲属寄来了题词

1933年9月开始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由于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坚持一年多终于失败，红军主力被迫于1934年10月实行战略大转移。毛泽东随中央第一纵队，告别中央苏区的父老兄弟，离开战斗、生活五年十个月的赣南大地。古柏与项英、陈毅等人一起被留在赣南坚持游击斗争。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揭发和批评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共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肯定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并通过组织上的调整，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

遵义会议的消息传到赣南后，身为闽粤赣游击司令的古柏，十分高兴。根据安排，古柏等人从赣南前往广东东江地区执行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任务。3月初，古柏身穿棉袄，腰别手枪，率领十余名挺进队员，从江西安远出发，爬山涉水，来到了广东龙川县境内鸳鸯坑游击队活动据点赤米峰。当天晚上，古柏召集会议，向五（华）兴（宁）龙（川）游击队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大家无不欢欣鼓舞。

3月6日，游击队交通员王应湖叛变投敌，可耻地出卖了古柏。驻龙川县城的县警大队第三中队第三小队队长英居成，立即率领50多名队员包围了鸳鸯坑。驻贝岭的第三中队黄卓也带领30多名队员从窝坑包抄过来。在这危急关头，古柏立即率队突围。激战中，古柏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9岁。

1937年秋，毛泽东在延安收到任教于四川广汉中学的古柏二哥古梅的来信，才得知古柏两年前不幸殉难的噩耗。信中，古梅请求毛择东为古柏写一篇传记。毛泽东为失去一位诚挚友好的战友深感痛惜，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凝思片刻，提笔给古梅写了一封复信。

古梅先生：

    由西安转来大函敬悉，嘱为令弟

古柏同志作传记，因忙未暇，为聊书

数语，以慰古氏同胞。

                       毛泽东

    接着，毛泽东又用一张宽约20公分、长约30公分的宣纸，饱蘸浓墨，挥毫题词：“吾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愿古氏同胞，继其遗志，共达自由解放之目的! ”

洒脱流畅、笔力遒劲的字里行间，饱含着毛泽东对古柏的深情厚谊，也寄托了毛泽东对死难战友的探切怀念。

（据《人物春秋》）

【资料链接】：

上世纪八十年代，经上级批准，江西寻乌县委、县政府决定在在镇山公园内兴建“古柏烈士纪念碑”。县委、县政府领导考虑，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时期曾经接任古柏任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又与古柏是情同手足的战友，所以就抱着试一试的想法，请求邓小平为古柏烈士纪念碑题词。

令古柏家乡人民意想不到的是，1984年7月4日，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邓小平，欣然为古柏烈士纪念碑亲笔题写了碑名，并挥毫题词：“古柏烈士，永垂不朽！”这充分表达了邓小平对昔日老战友的无限怀念和崇高敬意！

1937年毛泽东为古柏题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