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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创新 热衷科技

 

——记中华古氏文化促进会深圳理事会荣誉顾问古可

 

◎ 秦 放

 

（古可）

古可，教授，博士导师，1934年6月出生，广东省五华县华阳镇人。1960年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1960年至1987年在中南大学任教，任该校机电一体化研究所长。

1987年调入深圳，1989—1996年任深圳市科协主席。1990—2000年任深圳市政协副主席、常委。2001年起任深圳市科协荣誉主席，深圳市金达科技中心董事长。是中华古氏文化促进会深圳理事会荣誉顾问。

1987—2002年，连续当选为全国第七、八、九届政协（科技界）委员。

主要科技业绩：长期从事机电一体化技术、装备工程的研究、开发，获国家部、省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五次）、科技大奖（八项）；

1985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997年获国家级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发表科技论文58篇，出版专著《论轧机驱动与节能》等3部，主编出版《深圳高新科技全书》等大型科技新书6册。

主要荣誉：改革开放初期，先后经国务院评为全国高校先进教育工作者、全国高校先进科技工作者。首批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科技专家，享受国务院首批特殊津贴专家。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南大学古可教授是当时正是调入深圳的第一个博士导师，第一个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杰出专家。“一石激起千层浪”，他的到来引发人们的期待与关注，也成为全国不少专家、教授投身深圳创业的楷模。他不但创办了深圳金达科技中心，率先走出一条“产、学、研”结合的新路，实现了科学技术与市场的无缝对接。更重要的是，作为深圳科协主席、市政协副主席的他，在深圳这块改革开放的热土上，掀起了一轮科技改革、自主创新的旋风。在科技改革、推动科技进步中创造了多个“中国第一”。限于篇幅，下面仅是他来深圳后部分具有历史性的突破或动人的创新故事。

 

 

新起点新征程，开辟产、

学、研结合的实业发展新路

如今，在深圳这块改革开放的热土上，不知有多少英雄豪杰从这里诞生，又有多少精英向这里聚拢，他们在这里大显神通，创造了不少奇迹。其中，当初推动深圳科技进步的领军人物中，就有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古可。改革开放初期，这位由国务院直接评审的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担负起了一项特殊的使命。时任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党组书记吴建常，专门约见古可，说现在中国有7000多个科研院所，国家负担很重，专家、研究员习惯于原有体制与环境，成果也难于转化为生产力。为了促进科研院所尽早进入市场，我们想做个试验。你思路活、善创新、能不能去深圳开个头，看我国的专家、教授不拿国家工资可否活得下去！

经过一番实地调研、考量与反复协商，1987年夏，古可便毅然走出生活28年的名校，南下深圳延伸其多彩的创新生涯。

随后，一个由他设计、创办的深圳金达科技中心也正式成立。她是由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牵头、有色金属深圳分公司、重庆西南铝业集团出资（120万元）、中南大学出科技骨干组建的科技型企业。古可任法人代表、科技领头人。中南大学不出资，却占大股（34%），这一改革方案，而今并不打眼，但当时可就是股权结构、传统观念的一大突破，引发人们的兴趣与关注。

为了有别于一般企业，办出自身特色，金达一开始就突出地强调创新、强调市场（服务主战场）、强调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重的发展思路。更重要的是，结合上述使命和培养博士的需要，构思了“产、学、研”结合的发展模式，把创新、科技攻关与高新产业、新产品研发统一起来；把解决国家领军、龙头企业（他们习惯称之为主战场）的关键技术难题、急需填补的装备技术空白，与培养博士任务有机结合起来，成为当时深圳唯一长期从事“二高”培养高层次人才和研发高新技术的新型实体。

万事开头难，创业、探路无疑更难，同许多创业者一样，经历过创业的许多艰辛与困难，经受了不少压力与挑战，但他们沉着应对不动摇、不后退。始终对金达走向、独辟新路的活力与前景充满信心。

按照古可关于“身边周边远边”的市场拓展策略稳步推进，力戒急功近利的种种短期行为和浮躁风气。同心协力、潜心研发。

不到半年，他们为深圳华加日合资企业研发、首创顶替进口的挤压功能液、脱膜剂、润滑脂等专利产品，很快就从深圳、中山→广州→湖南扩展到上海、北京等地，得到有关企业青睐与采用。

他们的主战场——承接的装备工程，也从广州→武汉→四川→向沈阳、哈尔滨等国家骨干企业或军工系统的龙头企业扩展、延伸。

1990年8月份《深圳特区报》以头版头条刊出《深圳金达在国家重点工程项目中崭露头角》的报道。

1991年10-12月份《人民日报》（海外版）、《经济参考报》、《深圳特区报》、《香港大公报》、《粤港信息报》等，分别以头版头条或鲜明版位先后作了《深圳金达科技改革走在前头》、《深圳金达独创科技改革新路》和《深圳金达探索科技改革新路——既出技术成果、又出科技人才。效益显著，培养博士、硕士21名》等专题报道。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整个发展过程，他们始终将创新科技这一主题放在格外突出的位置。把创新、自主创新作为实业软实力的重要支点加以呵护、耕耘和建设。1988年古可就根据金达当年“101工程”靠创新赢得胜局、并获得国家大奖的实践，结合自身以往28年的创新经历与感受，概括、提炼了“创新——科技之魂”这一鲜明精辟的发展理念，并亲笔题词长期张贴于会议室与各研发室。

 

金达十周年庆，他又以“十年风雨洗礼，创新科技生辉”为题开展专题讲座并题词，不断营造崇尚创新、勇于创新的环境与气氛，进一步坚定、提升金达骨干及博士生自主创新理念。

以此同时，金达也锻炼、造就了一批善于研发、创新的科技人才，如徐茂岚、梅萍等国家突出贡献专家、高级科技专家。培养的博士大都成为所在单位的科技骨干，如刘仪伦早就是我国名校中南大学的教务长、博导；李积彬十年前就是深圳大学学术带头人、系主任、博导；张永强则为中国海军工程大学学科领头人、博导等。

正是有了这种创新体制+科技自主创新软实力优势，深圳金达在“112”国家重点工程，与众多的中外强手较量中；武钢（连续15年）七大装备工程，与日、德、国内等诸多新老对手的竞标中；哈尔滨军工龙头企业的装备工程，与美、意、法等国的高手角逐中……才有了一个又一个所向无前、无往不克的神奇故事和美好记忆。

 

众多中外对手较量，

凸显过人胆识与创新魅力

1987年夏，正当他来深圳创建深圳金达科技中心（连公章都还没刻好）之际，一个远在西南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112”扩改工程深深地吸引着他。

112铝合金加工厂是20世纪60年代苏联协建的军工厂，规模、实力均属国内一流，长期以来担负着我国航天、航空工业所需的宽厚铝合金板的轧制任务。为适应国防现代化建设与市场的需求，经国家计委批准，斥资12亿元进行全面扩改、升级。这可是80年代12亿元的大项目啊！信息一经传出，德、法、美、英、日、意大利等国的众多装备公司为之垂涎，纷纷送来技术方案参与竞标，连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组团前来。

看到一个个志在必得的外国强手，古可没有被吓退，他认为金达是以机电一体化装备研发为主的实体，此项目正好又与自己博士生主攻方向一致，理应有所作为。更重要的是，对此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国家重点装备工程，无论对深圳，还是金达都是非常难得的机遇。经深思熟虑之后，提出了力争承担2800轧线4套关键装备设计、研发的竞标思路。

由于普遍认为，这次扩改的核心最佳锭重的确定、扩改焦点原支辊寿命与可靠性的科学决策直接决定着这次扩改、升级的成败，同时也与中标者的自身利益最为直接，所以各方对此的较量也格外激烈与尖锐。例如：

关于扩改核心：日本IHI公司认为，要达到扩改目标，实现产能由原来的3万吨提高到21万吨，锭重必须有原5吨增至16吨；国内某国家一级设计院则提出，为降低风险，减少投资，锭重不应超过8吨。而深圳金达认为，为了争取进入世界十大铝加工企业行列，这次扩改应是重要转机，无论如何锭重也不应该小于10吨。8吨以下，显然不宜。但是16吨锭重也不可取。其要害是原主机，重要的辅设备几乎都要推倒重来，相当于“另起炉灶”。因而耗资太大。别说12亿，即使再翻番也不够。显然不合实际。

分析论证表明，现有主机与主要辅机均有较大强度裕量和扩展空间，提高产能技术含量，而不是单纯地一味加大锭重。古可根据局部最佳与全局最优的扩改思路与见解，确定合理、最佳锭重应该是10.5-11.6吨。

关于扩改的焦点，德国krupp公司对这次扩改工程准备时间最多，对此焦点更是“有备而来”。其观点是，最大设计轧制力Pmax由原来的2000吨增大到3000吨后，原支辊静强度显得不足，疲劳强度更不行，半年就会失效、损坏。结论是，支辊系统必须重新设计，制造。国内某设计院，通过与Krupp代表的长时间接触，多次对话，最后认同krupp的意见，认为“换总比不换好”、“换了更为保险”。深圳金达认为，分析论证表明轧制力增至3000吨后，原支辊静强度仍能满足，疲劳强度更没问题，不会半年失效，其实8年甚至15年也不会疲劳损坏。结论是，扩改后原支辊继续沿用，不改不换。何况现厂原用支辊尚有8套。如果这样无缘无故判其退役，不仅浪费可贵资源，且要增加一大笔外汇。

仅从几家的观点与结论的分析对比可以看出，对此扩改核心与焦点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见解与认识，几乎是针锋相对。

为了破解其中的真相与内幕，厂方特地出了个“奇招”，请古可临时改为厂方高级科技顾问、中南大学教授得身份，与上述两方代表分别进行决策性的技术交流与谈判。

这一招果然收到了实效。其中最大的收获就是：古可在京与krupp代表的技术交流、对话中，发现他们分析计算中某些基本概念、特别是有关载荷特征值得确定主观成份太重，远离厂方的实际。因而其“半年失效”的结论必然大打折扣。再就是挽救了这批现用支辊的“命运”。可别低估了，仅此一项就可省下近2亿的投资。

随着这些关键技术难题的破解，一个一个谜团的揭开，局势也随之日益明朗。

鉴于金达提出设计方案适用、实在、富有创意。加上在上述“112”扩改工程中的技术焦点和核心做到了想为工厂所想，一切从实际出发，提出的见解与结论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得到了国内外有关专家的确认和厂方的接纳。

尤其古可在最后的对外决策性谈判和技术较量中，敢于负责的气概与求实的科学态度，得到了上级同行专家和厂领导、科技骨干的钦佩与信任。

经厂方与有关部门依据综评意见反复考量、权衡，最后确定整个扩改工程由中、日联合承包。扩改的6个关键设备其中4套由金达负责设计、开发，整体工程的系统软件（大系统、子系统共18个）全部采用金达技术（包括最佳锭重、原支辊系统的结论）。特聘古可教授为“112”扩改工程首席科技顾问、科技总负责，分别报国家计委、经委。

1990年，112扩改升级工程完成后，大大提升了军工装备制造能力与水平，跃为世界级铝合金加工厂。投产以来，整个系统及单体设备运行效果远好于预期。

在当年的投产仪式及庆功活动中，包括来自日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众多中外专家，对金达设计、研发的装备评价甚高，有的还对其中的超级大剪称之为奇迹。

是不是奇迹，当时并没有过于在意，不过成功投产了，大家确实非常高兴，尤其收到北京有色系统一把手吴建常的贺电时，金达更是一片欢腾、格外欣慰。因为从竞标到投产，金达承受的挑战太多，压力太大了。主要是国内个别对手习惯于老大自居，不甘落标失势，因而只好改用别的较量、反扑手法企图推翻重来，甚至上京上诉。散布一些所谓的“质疑”。概括起来不外是：这些现代化的重型装备影响太大，特别是其中的超级大剪（剪宽2.8米、板厚100mm、最大设计剪切力700吨）当今世界也只有3套，中国还是空白，这样关键的首套装备如真让金达承包、设计那就太冒险了！金达刚刚组建，甚至连设计这类装备的资质证明都没有。他们提出的技术方案、核心结构又与日、德现有的大剪完全不同，实在让人难以放心！

外方也不例外，直到试产前一天还说，明天试产我日方设备没有问题，如有意外，只会出在深圳金达那几套设备了！

总之，从竞标到试产接近三年，类似的质疑、挑战从未间断。不过随着试车一次性成功，并按时顺利投产，这些所有的异议、非难等迷雾也即随之烟消云散！

18年过去了，时光已跨进新的世纪，也许谁也没有想到，2006年“112”厂又上了二套同样的大剪，不过它并不是引进也不是重新设计开发的产品，而是地道的复制而成。有趣的是，被复制的样机正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奇迹，80年代深圳金达首创的那套超级大剪。

古可果然不负人们的厚望和期待，他来深圳仅半年时间，就神奇般的在这国内外具有重大影响的装备工程竞标中胜出，实现了深圳承包国家重点装备工程建设的历史性突破。

他来深圳后的这一开山之作，1996年获得国家部级重大科技进步一等奖，1997年荣获国家级科技进步二等奖。

    身为深圳市科协主、市政协主管科技的副主席古可，他以这一突出贡献与重大成果为国争光、为深圳争得荣誉，更为深圳企业和科技界带来鼓舞和信心。

 

 

拯救洋设备，改写我国箱板依赖进口历史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国际贸易的日益兴起与推进，集装箱在国际物流中的作用与重要性也日益突出。1995年我国外贸货运量1108万吨，集装箱运量同比增速31.5%。1996年底，中国的集装箱产量已居世界第一，可谓名副其实的集装箱大国。

可是，这一“集装箱大国”的称号对于我国科技界来说，却有一种隐痛。因为制造集装箱的钢板长期以来都依赖进口，号称集装箱大国，充其量也不过是“国际打工仔”的角色。

尽管早在70年代武钢全面升级引进装备时，就从日本引进了一套用于生产集装箱板的现代装备——平整机。然而，不可思议的是，这套高价引进的“国际一流设备”，竟成了令人大失所望的“废马”，长期在车间沉睡，一直未能用于箱板生产。

直到1996年初，当国务院、冶金部要求武钢全力拿下集装箱板的技术攻关时，不少科研单位前来参予竞标。凭借古可在国内科技界和机电、冶金系统的声誉与影响，加上金达自身的优势和独特的技术方案，在众多院所的激烈竞争中一举中标，签订了总承包合同。这样拯救洋设备的重任，又一次历史的落在古可身上。

这里说的又一次，是相当于1978年对该厂另一洋设备的拯治而言。即是说70年代该厂同期从日本引进的7支架连轧机（当时被称为国际一流水准），调试期间频频出现设备故障，造成涉外谈判长达8个月之久。当时参与组装、调试的日方专家、技师近100人，他们该用的招都用了，但均未能奏效。我国著名的清华、北京科大、西重所等有关教授、专家也来了，结果也是无功而返，以至延误九个月之久迟迟未能投产，最终这一重大的国际难题就是古可突破并完满解决的。

当然，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虽然同是武钢、同是首次引进的洋设备，主持人同样是古可，但明显不同的是：前次他是代表中南大学，这次则是代表深圳，且以深圳市科技界的代表身份；前次他是受冶金部、武钢引进办的特邀，这次却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竞标胜出，或者说是主动扛起这一艰巨而光荣的重任；前次拯治的连轧机主要是确诊病因，提出治理方案，这次平整机的拯救不仅要救活，还要通过技术升级达到当时的世界一流水准。

18年过去了，再次回到现场，目睹前次亲自诊治的洋设备，仍然保持如此神奇活力，每天能产0.6亿元的超级产值，古可心里自然格外兴奋与欣慰，不过它并未被这一辉煌成就、光环所陶醉，而是以强烈的使命感、紧迫感当即把注意力转到这次新的拯救上面。

由于这一拯救工作的含金量、技术难度、风险都不亚于前次，以古可为首的金达攻关组，为了兑现合同中许下的承诺，不负国家和武钢的重托，几乎放弃了所有节假日休息，勤奋而忘我地工作。然而随着诊断工作的一步步深入，一场意外的挑战发生了。厂里几位曾到日本培训、实习的“专家”，或许出于自身利益或者声誉，先是在配合上制造一些麻烦与阻力，后来感到这样还不足于达到目的，就改用所谓的“质疑”直接挑战，提出：引进后，日方曾先后派专家（4批次）前来调试与治理，均未奏效，难道日方专家都解决不了的顽症，金达还能治好？18年了，这套装备从未满足过集装箱板的平整，元件都老化或锈蚀了，拯救谈何容易！为了不错过时机，不再折腾，不如重新引进。更有甚者，他们竞上诉集团领导，说金达提出的“恒压平整”概念，完全背离日方培训时关于“恒辊缝”平整原理，这样只会越治越糟……等等。

面对这些迷外、非难得言行、阻力，习惯于挑战性工作和生活的古可，沉着应对，不迷洋，不动摇，迎难而上。按照与集团公司签订的合同条款一步步前行，扎扎实实地应用现代设备诊断与分析技术，克服一个有一个难题。经近三个月的努力，终于确诊了该装备失效的基本原因及其特殊性所在。

在集团领导的全力支持与信任下，根据病灶，金达毫不手软地将装备核心部位与要害环节“心脏”与“大脑”彻底开刀。用金达自主研发、提供的伺服控制技术、系统集成技术，机电技术、液压技术等硬件、软件取而代之。

通过近一年二个月日日夜夜的开发、升级，一匹沉睡了18年的“死马”终于在古可手中神奇般地长梦惊醒、一鸣而起、显出生机。

平整机试车成功及圆满投产，满足了国内箱板的迫切需求，取得了突出的社会、经济效益。更令人惊喜的是，平整后的板材几项主要质量指标明显优于国外同类产品，投产不久箱板便打入日、德、南韩、新加坡等国际市场。

    正是这一拯救、升级的成功，使我国集装箱产业掀开了新的一页，结束了长期以来集装箱板必须依赖进口的历史，从而为我国由来料加工的集装箱大国转为集装箱强国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集团公司的庆功大会上，集团领导、专家对金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可说是赢尽赞誉。时任集团董事长刘本仁教授（现任中钢集团董事长）总结时强调，以古可教授为首的金达专家在拯救、升级这一洋设备中，不迷信、不畏险阻，充分体现了我国专家教授的勇气和超凡的创新才智，为国家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新领域新梦想，

首创钢卷自动包装“中国№1”

科技创新是没有终点的永恒探索事业。多年不停的探索与多项历史性突破的实践，古可也习惯了这种富有挑战性的生活。90年代初期，他敏锐地觉察到，研发钢卷包装的自动装备与技术。既可推进冶金装备升级，优势金达开拓新领域、追求新梦想的新鲜课题。

钢卷包装特别是薄钢带、硅钢带大卷的自动包装，一直被视为难度大、技术含量高、超级复杂的大系统工程。直到上世纪末，国内仍是空白，发达国家的这一装备也不尽人意。为填补这一空白，同时在国际上也占有一席之地，他毅然决然地挑起这一重担，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探索、研发。

功夫不负有心人，1998年金达十年周庆时，终于取得了喜人的成果，成为国内唯一具有此重型装备系列发明专利、技术的企业。

2001年武钢新建三号钢卷包装线的公开招标中，金达以其独特的包装工艺、新颖、实用的设计方案，在众多竞标者中勇拔头筹。

2003年这一装备的顺利投产及预期的运行效果，成了武钢人的兴奋点，激发了他们更上一层楼的热情与欲望。当然也给金达极大的振奋，进一步增强了攀上自动包装顶峰的信心。

    机会终于来了，2004年武钢决定再建二条（4、5号）钢卷包装线。由于这二条与前几号线不同，其中包装、捆带全是自动的，因而吸引了更多的竞标者。老对手一个也不缺，金达当然更不会错过。

机会属于能者，机会也往往青睐富有创意的群体。经过近二个月的交流、答辩与激烈的角逐，金达果然以重信誉+系列的技术专利+巧妙的整体方案等综合优势再次成功胜出。国家专家评审组最后公示综合总分，大大超出了所有对手的预期，使用单位也感到意外。深圳金达（93分）遥遥领先于长期以来国内公认的两张“王牌”——北京机械研究设计院（51分）、西安重型机械研究院（45分）。

这是由18套功能各异的设备组成的自动包装线，每条线总长70多米、总重500多吨、待包钢卷重量近20吨。

机组于2005年成功投产、运行效果与效益均超于预期。

投产已过去4年，几乎到过现场或者看过其实况录像的人（包括笔者）当了解其中的门道和如下的亮点时，都会为之振奋、赞叹。

因为它是拥有完全自主产权的现代装备，其软件、硬件大都源于金达的专利或者专有技术，可谓地道的深圳特色。

作为其标志性的核心装备自动捆卷机、关键环节外包钢皮的选取、定长、剪切、输送、助卷等组合设备，不论其宏观结构还是功效或者可靠性都优于引进英、德、日等国的同类设备。

例如宝钢早年引自英、德等国的此关键装备，使用不久不是长期闲置就是拆除，改为人工替代。

值得强调的是，古可及其金达骨干徐茂岚、梅萍等，围绕钢卷包装这一重型装备，从立论到破题、从梦想到现实，从半自动到自动，从历史性突破到创造世界一流水准，奋斗了15个年头，付出了非凡的努力，正是他们的惊人毅力、才智及其自主创新的成果，从而结束了长期以来我国只能靠人工包装的历史；改写了此类装备必须依赖进口的局面；圆了这类装备占有世界一席之地的多年梦想。

可见，他们首创的这一“中国№1”同上述“112”工程中的奇迹、洋设备的拯救一样，都为我国重型装备的发展与振兴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为国争光，也为深圳争得了荣誉。

古可，这位崇尚创新、热衷科技、创造了深圳科技诸多第一，填补了我国一些领域、一些行业高科技空白的领军人物，他的名字、他的历史性功绩已被选入《世界优秀专家人才名典》、《中华魂·中国百业领导英才大典》、《中国专家大辞典》、《中国英才》等，历史忠实地记载了这位杰出专家的功绩，深圳的发展和建设史上将永远铭刻他的名字。他不愧是特区建设30周年科技创新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当之无愧，他就是深圳的千古风流人物之一。

 

（资料来源：《特区人物志·深圳卷（Ⅰ）》，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