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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古汉忠长期在外工作，我们几乎没有在一起生活过。从懂事时候开始至现在，唯一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是在1957年他来汕头检查工作，把我从金山中学叫来，一起吃饭，一起渡过一个美好的夜晚。父亲学识渊博，热情正直，东南西北、天下大事侃侃而谈。那时他刚从肃反错打中平反出来开始工作，乐观自信，踌躇满志。他对我说：中央对他的问题十分重视，古大存、叶剑英等准备帮助他恢复党籍、党龄。第二天早餐后我们分手以后，直到要病逝，就再也没见过一面。父亲——在我脑海里只是淡淡的一个影子。至于他的经历，我只是听伯父古梦真偶尔断断续续说过，再者就是看过父亲解放初写的自传和文革期间在冤狱中写的日记，知道的只能算是一个大概。

父亲古汉忠，又名古景祥。1902年农历4月29日生于广东省兴宁县水口圩下堡村“仰岐第”的一个贫农家里。祖父古镇西，因家境贫穷，少年失学，放牛习武，当过挑夫、小伙计。后来汕头磨豆腐，当伙计，当拳师，积蓄些钱，和其他工友合伙开了间旅店——公记行，生活逐渐富裕起来。客家人有重视教育的好传统，有“卖田卖地也要让儿子读书”之说，因而父亲幼年虽家境贫寒，仍能入学读书。

1921年夏,父亲在兴宁县立中学毕业。

1922年到上海南方大学读政治经济系。当时上海学生运动高涨,父亲作为当时广东同乡会会长和学生会委员，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接触进步人士,接受进步思想。

1925年4月由方闻和徐炜介绍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参与“五卅”学生运动的组织工作。

1926年春转入共产党，任学生会主席、支部书记和沪西委委员，并受组织指派参加军校，担任国民党市党部的宣传委员。那时，该党部负责人是中共党员梅电龙同志。

1926年受组织委派利用暑假和寒假来汕头和当时潮汕地委书记郭瘦真同志接洽，在汕头成立“中国经难会汕头分会”，并与伯父古梦真一起发动组织商民协会，领导汕头商运工作。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古梦真成为汕头被通缉的第一个人。

1927年上海工人起义失败，“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党活动转入地下，父亲转入上海法科大学经济系，并毕业。

由于当时上海白色恐怖猖狂，环境恶劣，革命处于低潮，党组织大都停止活动，父亲与组织失去联系。法科大学毕业后，由上海到香港找到伯父古梦真并很快地和汕头组织上的一批人取得联络。

1927年9月南昌起义军叶、贺进军潮汕。潮汕七日红。父亲随着中共广东省委秘书长赖先声来汕策应。起义军入汕后，成立汕头市革命委员会，赖先声任委员长，父亲任秘书长。后来起义军撤退至普宁县流沙遭反动派袭击，同志们分散躲在农民家中，分别由当地农协护送到香港和内地。父亲在农友的指导下，经揭阳于10月回到家乡兴宁下堡。

1927年冬广东省委作出“举行年关暴动，完成全东江割据”的决定。父亲到下堡后与刘光厦、蓝胜青和江杰夫等同志一起策划武装起义。父亲负责宣传，主编《红旗报》在“仰岐第”附近印刷出版。武装部队集中刘光厦家，准备攻打水口圩镇。但因反动武装力量十分强大，部队无法立足，转移到石马方面去了。父亲也不得已离开家乡到汕头市郊蓬州村躲避一个星期后，由祖父弄到船票于1928年1月底出国到新加坡。在星州父亲与中共南洋临委联系上。经临委批准，在泗都文罗中华学校任校长。当时，内地逃出来的同志很多，生活困难，临委要求父亲设法多联络收容几位同志。任校长不久，由于在校组织“五·四”纪念活动，父亲遭到当地反动军警的迫害，不得不辞职回国。

1928年9月同陈侃、冯宪章、伍扬俊等东渡日本东京就读“成城补习学校”。在日本与郑森、王光羲、詹开进和黄健等同志联络，又加入组织，取名古杰，负责宣传及社会科学研究工作。

1929年3月,中共东京特支召开代表大会，父亲（当时用名古杰）被选为委员兼特支书记。6月底，党中央派梅电龙同志到东京，特支派廖体仁同志协助其与日本党联络,几天就被捕了。特支正设法营救,中央来令,要求特支组织“九·一”反帝示威。特支联络日本及朝鲜进步团体，准备9月1日下午二时在东京银座举行反帝示威游行。因事机不密，日本警察出动千余人,分段阻止,逮捕百余人,留学生也十多人被捕。特支用了种种方法营救，都无效果。10月1日,特支开会,决议派人回国向党中央报告请示。2日晚，由书记（即父亲）负责起草工作报告。不料凌晨日警外事科大桥科长率警十余人突然袭击，父亲猝不及防，不幸被捕，给党中央的报告也落入敌手。父亲在警署经过六个月的审问,经受了几次拷打,坚定巧妙地与敌人斗争,冒死保住党的机密,日本宪兵始终得不到上海党中央得真实地址，没有给党中央带来危险。

1930年4月父亲被日警送到个谷监狱作为重犯单独囚禁一年，至1931年4月，在左翼律师21人联名出庭为父亲义务辩护营救，日方检察处才不得不准保出狱。5月父亲便离开日本返回香港。

由于在狱中的折磨，父亲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创伤，连说话的机能也有所退化。父亲到香港后，住在香港伯父家中休养，（当时伯父古梦真在国内受反动派通缉在港避难。）即时，同乡潘运江特来探望父亲，说是代表省委前来慰问，要父亲休养一段时间后，再安排工作。后来潘运江被捕叛变，父亲从此关系线断，再次与组织失去联络。恰逢祖父病重，父亲返回汕头照料祖父并帮助经营祖父生意。

因为被人密告：“邀集匪首古大存兄弟到家秘密会议，企图暴动”。家乡亲人遭迫害，吃官司。父亲为打官司，营救亲人，1933年2月间，为兴宁土劣所骗，在兴宁水车车站候车时，遭敌人逮捕押到县城，投入虎头监（死牢），罪名是“杀人犯共匪”。次日，《时事日报》大字登载“著名共匪古汉忠就捕”消息。后来，由于家人和朋友活动营救，花了两千光洋，买通当局，才死里逃生，获得释放。

父亲出狱后，为生计，在家乡、汕头、广州、上海等地寻找职业，寻找工作，也一直在寻找组织，但终不得其所。几个年头，父亲在贫穷和彷徨在虽然一直没有与组织联系上，但仍一直坚持革命立场，不受反动派的拉拢引诱和威逼，背叛自己的信念，做不利革命的事情。

抗日战争期间，父亲投入抗战洪流中，曾在陈侃第四战区抗日挺进纵队政治部工作，后来在广西、桂系桂林行营政治部及第八重伤兵医院工作。

抗战胜利后，因祖父丧，祖母病危，父亲回乡省亲,并在汕头恢复祖父“公记行”生意,维持家计。

1948年在香港与地下党取得联系，恢复工作。由当时国民党广东省要员李洁之出面出资，在香港开办“公记行分行”后改为“南华公司”，父亲任经理。此公司系中共华南分局统战部（当时负责人饶彰风同志）以及越南共产党（当时叫越盟）协办的。公司一面通过贸易把大量物资和资金支持内地游击队和越共抗法斗争；另一方面，配合全国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做国民党要员的统战策反工作。当时，李洁之、曾天节、魏监贤和陈侃等等国民党军政要员的起义，均与他们的工作有关。

1951年奉命诱捕美蒋国际特务，离开香港回国，在广州任国营南方地理模型厂副厂长。1953年调任广东省工商联宣教处长。

1958年被错划右派送往三水劳教。1960年摘帽，留在英德硫矿厂做工。1967年文革期间遭迫害，病逝冤狱之中。

1977年7月15日一纸“革命工作人员死亡证明书”，附上人民币350元抚衅费，终算是得到平反昭雪。

1967年父亲病逝,当时在广州的弟弟古力接到通知到劳改场领取遗物时，听劳教人员说：老古,为人乐观、豁达、热情大方,身陷囫囵还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关心他人,和周围的人相处得很好。遗物中有父亲的日记,在他受迫害最残酷,病情十分严重之时,他在日记中乐观自信地写道：“回顾我的一生,并不感到遗憾。我坚信，我所信仰和追求的共产主义事业是光明的，我选择共产主义革命是正确的。”呼呼！好一个终身无悔，至死不渝，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战士——我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