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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应芬像

 

     1931年为纪念古应芬为“党国”所作的贡献，古滂说当时国民政府为古家做了两件事。

他是中国国民党早期一位很有能力的组织家、活动家，在各界都有深广的人脉，也是孙中山、胡汉民倚重的干将。大元帅府重建后，他是孙中山参赞军务和在后方理财筹饷的得力人物。1931年蒋介石扣留胡汉民后，他成为促成西南反蒋局面形成的关键人物。有研究者甚至认为，正是由于他的早逝，让胡汉民失去了与西南实力派合作的桥梁，成为空头领袖，导致了“西南反蒋”阵营的涣散。

古应芬，字勷勤，亦作湘芹，广州人，生于广州府番禺县（现广州市越秀区东山寺右村），祖籍广东省梅县。国民党元老。自小在私塾读书，1902年考中秀才，1904年与朱执信、汪精卫、杜之林、胡毅生同时考赴日本留学，1905年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革命活动。1906年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升入专门部。1907年毕业归国后，历任广东法政学堂编纂、广东咨议局秘书等职。1931年11月18日因牙疾重症，不治逝世。

广州，白云区东坑天健装饰城内车水马龙。

在繁华的装饰材料城内不起眼一角，工人们正在修葺一处围墙。青瓦白墙之下一块刻有“古应芬之墓　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大门紧闭的墓园，似乎都与周遭热闹的环境显得有点格格不入。

古应芬是同盟会元老，国民党元老，曾经叱咤风云，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但如今却寂然在此一角。

座落在白云区的古应芬墓园修建于1931年，当年墓园气势恢弘，占地2700多平方米。1951年，墓园大部分被劳动教养所侵占，此后墓穴甚至被盗。直到1987年，在古应芬之子古滂力争下，广州市政府重修了古应芬墓，并将其作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以前的墓园比现在要大得多。”守在白云区的古应芬墓园中的古滂正指挥着工人修葺翻新着老门楼。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古滂每年都会从美国回来祭拜亡父。

古滂多年坚持守护父亲陵墓

 

父亲去世时，我只有六岁

2013年7月，89岁的古滂将整理好的父亲的史料带到台湾，在台湾国父纪念馆办了一场“古应芬史料展”。

近年，他将古应芬生前遗留的300余件套函、电、文稿无偿地捐赠给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重新开放的广州大元帅府纪念馆特地举办了“古应芬先生文献史料展”及《古应芬未刊函电文稿辑释》新书首发式。

    这批珍贵函、电、文稿史料，记载了大量不为研究者和世人了解的细节，包括：蒋介石创办黄埔军校期间，由于经费极其拮据，曾一度欲辞职离去；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重要助手朱执信、胡汉民等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存有异议。1924年底至1925年初，孙中山经日本转道天津，赴北京共商国事，其间病势比较严重，汪精卫暂为主持随行安排，其间遭到不少诟病。值得关注的是，汪精卫、李仙根等人在此时期写给古应芬的信函，为此事提供了一些重要的不同信息。

 

 

年逾八旬的古滂专程从美国赶来参加了展览。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馆长李穗梅称：“古应芬几乎在每一个重要历史阶段，都扮演着重要角色，是研究辛亥革命及民国早期政治、经济及军事史不应忽视的重要人物。”

“先父是在1931年倒蒋、弹劾蒋介石的一个重要人物。当时父亲联同林森、邓泽如、萧佛成等人用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名义弹劾蒋介石。他在上世纪30年代回到广东另立一个国民政府。”古应芬去世时，其时的古滂只是一名年仅6岁孩童，对父亲的印象不深，他坦言自己是在认识人情世故以后，才慢慢知道父亲的事迹。谈到逝世已经80多年的父亲，古滂说有关父亲的资料可以出一本书。

1931年，为纪念古应芬为“党国”所作的贡献，古滂说当时国民政府为古家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是1933年国民政府开办广东省勷勤大学（古应芬字勷勤），当中有商学院、工学院和教育学院。几年以后，中日战争爆发，大学搬迁到广西。1940年代，国民党教育部就取消了勷勤大学。现在的华南师范大学的前身就是广东勷勤大学教育学院。2013年7月，我将先父的一个塑像捐赠给华师的图书馆进行陈列。第二件事情就是由国民党的考试院铨叙部成立了古勷勤教育基金。”

在童年和少年时期，古滂和家人一度是靠着这个教育基金度日。在广州读完初中，古滂到上海完成高中课程，凭着个人的努力，他考取到当时中国著名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

一度觉得中国非常落后

上海圣约翰大学是中国第一所也是最让人惊叹的由美国圣公会开办的教会大学。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圣约翰为中国大学翘楚，在上世纪初即有“东方哈佛”之称。

“圣约翰大学一共出了18位中国驻外国大使，其他优秀毕业生对中国的经济、文化等领域有着巨大的影响。”古滂记得圣约翰大学的校友里有创办光大银行的金融家经叔平、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朱启祯以及驻联合国大使黄嘉华等。

在古应芬墓园中一间小房子，挂满了古滂与中国领导的合影。这些合影是他在美国洛杉矶开设中国餐馆，招待到访美国的中国国家和地方领导时所拍。

上世纪40年代，古滂和家人跟随国民政府播迁到台湾，在台湾生活一段日子后又移民美国。移居美国的古滂在洛杉矶挂靠一家律师行做起了财务会计，日子过得相对平淡。后来，古滂在洛杉矶环球影城开设了一家当时最豪华的中国餐馆。

“当时我开设的中餐馆可以同时容纳800人就餐。在洛杉矶未曾开设中国领事馆之前，我在餐馆中接待的中国国家领导人不计其数，接待中外人士非常多，其中包括杨尚昆、赵紫阳、邓朴方等。”在美国，古滂表示自己有“三不反”：不反共、不反台湾、不反美国。在美国，他说自己是属于完全脱离政治的人物，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也是基于当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同学的关系。古滂说，至少有40位同学曾担任当时中国外交部重要职位。

1988年，古滂决定退休，他的中国餐馆也因租约到期而结束，“25年在美国洛杉矶积累的人脉关系太复杂，所以退休以后我离开了洛杉矶，定居旧金山。” 

阔别中国大陆30多年后，1980年古滂再次踏上了中国大陆的土地，那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

“1980年的广州还是十分零落，那时还没有中国大酒店，东方宾馆。我们被安排入住当时最高级的流花宾馆。”那一年古滂受广州市政府邀请决定动身回乡。

“在美国居住了20多年，一比较，觉得中国非常落后，感觉这个国家已经濒临支离破碎的边缘。1980年，已经建国31年的中国跟外国已经脱节。国家经过几次大动乱，中国与国外已经严重脱轨。”谈及当年第一次回乡的感受，古滂依然记忆犹新。    

“每次回来，广东省市地方领导对我都非常亲切。最初回来的两三年，我不知道什么叫‘统战’，到后来我才知道‘统战’为何意。”古滂笑言当年自己是“统战”的对象，因为自己跟台湾和国外的关系很好。

古滂在美国工作每年有两周的休假时间，自己每年都会利用休假回来广州和香港。“现在每年回来广州，广州的面貌每年都不一样，日新月异。广州的建筑逐步可以追上香港。”

动员捐赠“海珠桥”

2012年，古滂协助刘纪文后人分别在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和南京举办了一场“刘纪文史料展”。这30多年来，古滂一直致力于参与国内历史博物展览的筹办，提供历史资料和文物。2012年回国时，得知海珠桥重修，古滂便动员身在美国的刘纪文后人把“海珠桥”墨宝带回广州。 

“其实‘海珠桥’三个字有两个版本，都是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书写的。原来挂在桥上的是‘海珠桥’，落款‘汉民’。但刘纪文后人捐赠‘海珠桥’墨宝的落款是‘汉民书’，多了个‘书’字。”

1933年2月15日，8岁的古滂，跟随内兄、主持修建海珠桥的时任广州市市长刘纪文一同前往海珠桥参加开通典礼。

“没什么印象了，只记得跟在一群耆英的身后，慢慢地从河北行到河南，人山人海，走了半个多小时（广州人俗称珠江两岸为河南、河北）。”当年跟在耆英身后的古滂，如今也已是耄耋之年。

当年的古、刘两家是世交。当时古滂一家

在广州住在梅花村，而住对门的则是刘纪文。

古滂的大姐还曾经跟刘纪文订婚。但后来姐姐未过门即不幸病逝。后来刘纪文还在白云山上立碑：“刘绍铭聘妻古婉仪之墓”。古滂一直称刘纪文为三哥，刘纪文的后辈则称古滂为大舅。

“刘纪文是个清廉的官员，当时我们家没有汽车。刘纪文是广州市市长，他在自家的院子里养马，他就把他家的一台马车给我们家用。当年的广州汽车还十分少见，我们出门要不坐黄包车，要不用马车。刘纪文从来就没有用过公家的汽车给我们使用。”

    “如今刘纪文的后人全都在美国。他们夫妇在生前都作了非常适当的安排，生前将所有的物品，通过抽签的方式由子女继承。抽签中这幅海珠桥书法的是第二个女儿，刘恩华。我知道海珠桥要修复。当时跟她一说，她就立马同意捐回来。”

2013年8月，在海珠桥再次开通的3天前，古滂再次踏上海珠桥。从南走到北，又从北走到南，身子依然健硕的古滂笑称，40分钟就能在桥上兜个圈。“这些年，广州变化太大了，河南的高楼是越来越多，但这座桥是不变的广州象征。”

 

古应芬先生铜像和孙中山赠古应芬的题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