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预知自己离世之时,从佛家观点看,是悟了。而古应芬为创建民国的贡献,更值得后人铭记。

　　古应芬其人

　　1931年,对中华民族来说,有两件大事可以进入历史记忆,一件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另一件则是蒋介石与胡汉民因约法之争而引发的“宁粤对立”。国难当头,宁粤双方在国内外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坐下来进行谈判。10月29日,就在南京与广东举行第三次会议之时,汪精卫临时提出动议,称接广东来电,古应芬已因牙病去世,得此噩耗,全场为之一惊,与会者皆起立默哀三分钟,汪精卫甚至在会场放声大哭,“一时气氛为之悲戚”。古应芬是何许人也,他的死为何能够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1873年古应芬出生在广东番禹县的一个商人之家,家境殷实。其父亲古介南经营商贸,他希望小应芬能走上经商之路,但应芬自幼勤奋好学,研治经史词章。青年时代目睹清王朝的政治腐败与国家忧患,渐渐萌生了排满兴汉的志向。1900年,古应芬以全县“经古”第一名的成绩考取秀才,并于1904年考取了广东留日官费生,入东京法政大学,同行的还有日后显赫民国政坛的汪精卫、朱执信、胡汉民、李文范、陈融等人,他们朝夕相处,不仅仅切磋学问道德,而且同为以后献身革命运动的同志。

　　1905年,孙中山到达东京,组织中国同盟会,古应芬作为广东省的代表参加了筹备大会。7月30日,古应芬参加了成立大会。同年10月,日本政府文部省颁布“关于许清国人人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遭到了留日学生的强烈抵制,对于是否采取退学归国的抗议行动,意见不一,古应芬、胡汉民、朱执信等人认为这件事是事理之争而非感情之争,因此反对退学归国,并组织维持学界同志会,游说留日学界,又经日本政客从中调停,取缔风波渐渐平息。

　　1907年学成归国的古应芬返粤任教于广东法政学堂,积极从事反清革命活动。辛亥革命之后,军人政客毁法乱纪,民国有名无实,古应芬先后追随孙中山南下护法,组织中华革命党。1917年,军政府成立于广州,孙中山任大元帅,古应芬则担任大元帅府秘书。1923年,陈炯明叛乱后,古应芬追随孙中山,撰有《孙大元帅东征日记》一卷。1925年,广东国民政府成立,古应芬当选为国府委员,兼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8月,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

　　从“挺蒋”到“反蒋”

　　1926年7月,蒋介石率领国民革命军北伐。北伐军气势如虹,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迅速从珠江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中国政局也随之发生剧变。而此时担任后勤工作的财政厅长古应芬积极筹措军饷,以支持北伐。为了广开财源,他采取了标本兼治的方法,军饷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前方,使得蒋介石未因军费问题而苦恼,有力地推动了北伐战事的顺利开展。9月,广州国民政府派古应芬前往赣、湘、鄂等省劳军,古应芬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到达南昌,受到蒋介石的热烈欢迎。

　　而正在此时,国民党内部对共产党的态度发生了极大的分化。蒋介石决意以武力清除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势力的态度,与坚决反共的古应芬不谋而合。因此,古应芬积极协助蒋介石“清共”,为蒋出谋划策。1927年3月,为了清除共产党,邹鲁、谢持、居正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在上海举行了一次著名会议,会上通过了《弹劾共产党案》等决议,为蒋介石后来武力清党,发动“四一二”反共政变提供了依据。作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对共产党素无好感的古应芬当然不会缺席这次会议。古应芬因长期在广东工作,对广东省情较为熟悉,为了清除共产党在广东的势力,此次会议后,国民党监察委员会决定委派古应芬前往广东“清党”。古旋即受命南下广州,策动留守广东的李济深执行此政策,屠杀了大批的共产党员。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古应芬协同胡汉民、孙科等人赴欧美及日本考察政治,归国后返回南京,担任政府的文官长及中央政治委员。当时北伐已告成,为了削减各实力派的军队,蒋介石乃举行编遣会议,以整编全国军队,引起了地方军事将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人的强烈不满,他们联合发动反蒋运动,史称“中原大战”。蒋介石在军事前线指挥作战,古应芬在南京协助处理内部事务,维持国民政府的运转。此时,若广东也跟着起哄,老蒋势必腹背受敌,因而稳定广东的局势事关整个战局,蒋介石不指望粤方出兵支持南京,只望能争取其中立,也是有利的。而此时冯阎等人并没有闲着,他们也在频频往广东派遣密使,策动李济深等人一起反蒋。在这紧要关头,作为粤系元老的古应芬,在帮助蒋介石稳定广东政局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各方代表曾劝古离开南京,不要再担任职务,以免捆绑在蒋介石的战车上为其分担毁谤,古义正词严地表示了他坚定支持蒋介石平乱的决心。而且还称,只要蒋介石不做袁世凯第二,他就要义无反顾地予以支持。蒋古二人在中原大战中配合默契,实为双方的“蜜月期”,但好景不长,随着南京方面在中原大战中获胜,蒋介石的个人集权思想也迅速膨胀,蒋古二人之间的矛盾也就深了起来。

        1931年,善于玩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手腕的蒋介石与粤系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在约法问题上爆发冲突。老蒋要求迅速制定正式民国约法,但身为立法院长的胡汉民却以孙中山遗训为由予以坚决反对。蒋介石对此十分恼火,一怒之下在2月28日将胡汉民软禁于南京郊外汤山总司令部俱乐部,史称“汤山事件”。在将胡软禁起来后,老蒋的心情十分轻松,还在日记中愉快地写道“为胡汉民事积搁公事至两星期之久,一旦清理为之一快”。但他没有意料到,扣胡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社会舆论一片哗然。要知胡汉民可是粤派的元老,古应芬身为胡的亲信,当然不能忍受这种野蛮行径。一时之间,粤派人物纷纷辞官南下广东。除此之外,他们还在组织程序上追究蒋介石的责任。

　　古应芬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名义,于4月30日联合国民党粤系其他元老领袖邓泽如、萧佛成等四人联合发出弹劾蒋介石的通电,历数蒋的罪行,通电号召“爱护党国诸同志,急起图亡”,要求将蒋撤职查办。四人作为在国民党内有着相当资历的元老,又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他们所发出的弹劾通电,自然非同凡响。甚至受该事件的影响,上海股价暴跌。与此同时,作为胡汉民军方代表的粤系将领陈济棠在古应芬的策动下联合粤系将领,发表反蒋通电,声称“今蒋氏罪恶满盈,神人共愤,四海之内,愿与偕亡”。一时社会上的反蒋势力纷纷联合,声势大振。5月5日,反蒋的国民党政治势力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孙科胡汉民的“再造派”、汪精卫的“改组派”、西山会议派联合广东本地人士准备另起炉灶,再成立一个“国民政府”,同时他们再次发出反蒋通电,由唐生智领衔,古应芬、许崇智、陈济棠、邓则如等人副署,要求蒋48小时内引退。5月27日广东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任政府主席,同时粤桂战争结束,陈济棠调集军队,沿边界布防。一时间,全国阴云密布,双方剑拔弩张,战火似有一触即发之势。

　　世事难料:古应芬突然去世

　　事情总是千变万化,随后爆发的“九一八”事变,最终将宁粤双方从战场拉到了谈判桌上。作为反蒋主力的古应芬起初被推为谈判代表之一,但就在即将与会之时,他的牙痛突然加剧,以致无法继续参与谈判。在退出谈判之后,他开始接受治疗。10月27日,他的病情不见好转,反而流脓不止,剧痛使他几次陷入昏迷状态。鉴于这种情况,他的家人及国民党粤系将领陈济棠急忙延请中山大学医学院的柏而诺与卡氏两位德国医生为主治医师,又聘美国人医院的柯道氏及保罗氏为顾问医生给古应芬治疗牙痛。几位医生会诊后为古应芬制订了治疗方案,并给他注射金属液剂以缓解疼痛。但很快古应芬的身体出现了明显的过敏性反应,全身剧痛。诸位医生见此情景,束手无策,不敢为之治疗。

　　28日下午,古应芬再次陷入昏迷状态,经过多方抢救,精神稍稍好转。古应芬至交好友陈融、陈济棠等人前来探视,他们主张继续用西医治疗,但由于之前西医非但没有什么效果,反而加重了病情,使古应芬对西医的效果产生了严重的怀疑,乃要求改用中医为其治疗,他甚至坚决地表示“吾今日决不服西药,更不欲施针射”。无奈之下,家人只好为他找到了当时广东著名的中医黄省三、傅星垣为他治疗。在采用黄傅二人开出的中药后,古应芬咳嗽稍止,精神渐渐好转,众人非常高兴。但此时的古应芬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随即摒退护士,饬取纸笔,勉强授意陈融,留下了两封遗嘱:在前一封遗嘱中,古应芬表达了对蒋介石专权的不满,谴责蒋介石扣押胡汉民,同时表达了他对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互相倾轧的忧虑;在后一封遗嘱中,他强调虽然位居国民政府高层多年,但并没有沾染官场的腐败风气,两袖清风,从未为自己和家人带来多大的财富和荣耀。

　　下午3时,好友陈融又来看他,两人谈话兴致极佳。谈罢,古对自己的病情表示悲观,黯然坦陈:“我下午六时或将离此浊世矣”,陈融劝慰道:“不要说这种丧气的话。”两人乃相对而坐,沉默不语。谁知古应芬竟猜对了自己的死期,到五点半,古氏感到浑身痛苦异常,尽管西医为他注入强心剂,但没有任何效果,因抢救无效,最后于下午6时呜乎哀哉。弥留之际,除古应芬的家人外,国民党诸多军政大员陈济棠、李宗仁、邓泽如、萧佛成等大都在场。他去世之后,诸多要人立即开会,连夜在古府办理治丧事务,并由省政府发布公报,自9日起全省下半旗三天,停止娱乐,同时,将古氏逝世噩耗分电告汪精卫、孙科等六代表。陈济棠他们还组织治丧办事处,广东省府派出数人,会同办理丧务。在古宅的门口,搭建灵棚,供人们凭吊。10月6日,从柳州购得棺板,将尸体火化出殡。

　　古应芬去世前后的宁粤政局

　　作为此次反蒋阵营中的核心人物,古应芬的去世对反蒋阵营打击很大。处在谈判中的粤方代表士气顿时低落,特别是作为反蒋中心的广东政权,不但在人气上失去一重要凭借,更是因为失去中轴而陷入纷争状态。“此次粤中之分裂,湘芹(古应芬字)实居发路指使之责”。因为古应芬作为此次担当策动反蒋的核心人物,生于广东,长期在广东担任要职,同广东与当地军、政、财界关系极为密切,拥有极为丰富的“人脉”。在政界,他曾任广东省政务厅长多年,熟悉广东政情;在军界,他随孙中山挞伐陈炯明,奖掖后进,广东地方上的军政要员李济深、张发奎、陈铭枢等人也都曾受到他的“照顾”。

       古应芬曾对年轻人十分器重,例如后来被称为“南天王”的广东实力派陈济棠,就是依靠古应芬的提拔而得以掌握广东军事大权的。1922年,陈济棠原仅为粤军的一个团长,当时滇桂军南下进攻广东,陈炯明不敌败退东江,在这个紧急关头,古应芬曾向孙中山保举陈济棠为旅长。此后陈济棠奉命赴苏联考察,回国后被委以重任,擢升为第十一师师长,古也帮了大忙。陈济棠在广东经营多年,后又利用中原大战蒋介石无暇顾及广东的有利时机,极力扩军,仅仅两年间便把军队发展到15万人。他指挥下的军种除陆军外,还有海军、空军。据报称陈的军队“尤其是空军,实力仅次于南京,比张学良的东北空军实力还强”。陈济棠之所以能发展到如此地步,与古应芬的协助密切相关。而陈济棠也对古应芬报以知遇之恩,对其言听计从。在古的影响下,手握兵权的陈济棠反蒋的态度日趋明朗。古应芬在世时,胡汉民派的所有主张,几乎都是通过古影响陈济棠才得以实现。而古应芬此刻的突然去世,胡、陈之间失去了一个重要的中间人。虽然胡汉民和广东实力派在历史渊源、政治取向上基本一致,利益方面也结成互相依赖的联合体。但双方之间并不完全信任,而是互相利用。陈济棠等广东实力派主要依靠胡汉民等国民党元老的“招牌”维持广东的“独立地位”,并不真的想让胡汉民掌握广东省的实权;而胡对广东的实力派猜忌很深,不愿被玩弄,所以在被释放后,他始终不愿回到广东,而只在上海、香港遥控指挥。

　　陈济棠等人虽然坐拥十多万大军,但跟有着数百万的蒋介石相比,依然感到力量不足,只好积极联络其他地方军和党国元老。他们首先找到了在中原大战中失意的桂系李宗仁,李宗仁当然愿意联合一报中原大战之耻,但是既然联合了桂系,又不好冷落汪派。问题在于汪精卫因对1927年共产党发动的广州起义负有很大的责任,而该次起义给粤派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出于对汪精卫的厌恶,广东的党政要员均不愿联合汪精卫。但此时加入反蒋阵营的西山会议派,原本与汪在早前就有过合作,却非常欢迎汪精卫参加。同时,国民党粤系元老邓泽如等人也支持陈济棠的主张,就连胡汉民也表示“目前舍汪无足与蒋对抗”,欲与长期政见不和的汪精卫合作。古应芬在综合各方意见后,率先转变观念,最终说服胡派中的其他反汪人士,促成胡汪两派的政治休战。古应芬还积极与孙科联系,利用孙科是孙中山的儿子的声望,借以扩大反蒋阵营。一时间反蒋阵营声势大壮,蒋介石的地位岌岌可危。古应芬在反蒋阵线中起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

　　古应芬的突然去世,使反蒋阵营内部失去相互联络的中心人物,一时之间,汪精卫、孙科等派随着各地军阀实力派在声势上走向式微,他们的分歧也日益显露。

　　常言道,几人欢喜几人忧,反之也同理。古应芬的突然去世,作为对手的蒋介石自然十分高兴。他一方面代表南京国民政府发去褒奖令,肯定了古应芬再造民国之功,并准备为古氏举行国葬;另一方面,他也暗自窃喜,老蒋深知古应芬在此次事件中所起的作用,虽然反蒋阵营一波接一波,声势浩大,但他们各有打算,口是心非,相互猜忌,全靠古应芬多方奔走联络,才使联盟得以维持。古一死,反蒋阵营更是矛盾重重,蒋介石乘机再次施展他的分化收买绝技,利用高官厚禄,拉一派打一派。他首先拉拢的是首鼠两端、生性懦弱的汪精卫,使得反蒋阵营名存实亡;对于粤系内部,也将陈铭枢、余汉谋先后归人他的帐下,声势浩大的反蒋阵营在古应芬去世后最终偃旗息鼓。

　　民国时期,地域观念在国民党内部纠纷冲突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广东作为“革命的策源地”的地位在北伐之后受到了蒋介石为首的“江浙系”的挑战。在这场反蒋运动中,古应芬作为粤系的元老,政军两界的实力派人物,积极筹划,起到了舵手的作用。事实上,正是因为古应芬的积极奔走,反蒋这条大船才能在惊涛骇浪中造成震动全国的声势,他的突然死亡,严重影响了反蒋阵营。后在抗日民族大义下,反蒋运动最终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