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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秘书古柏牺牲真相

 

陈其明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的秘书古柏，于1935年春在广东龙川鸳鸯坑一次战斗中壮烈牺牲。至于古柏为何来龙川，其牺牲的经过和原因，以及毛泽东下令缉拿查处凶手的过程，许多年来一直是个谜团。直至1956年公安部督办，经龙川县专案组近一年时间的侦查，案件终于真相大白。

 

毛泽东下令 公安部督办

1956年初，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见到了古柏夫人曾碧漪。会议间隙，曾碧漪高兴地告诉毛泽东，她与古柏在中央苏区失散多年的儿子古忆民在瑞金找到了。毛泽东在为她高兴之余，问起了杀害古柏的凶手情况。当得知凶手仍未归案伏法时，毛泽东亲自下令，要求迅速查清古柏牺牲的经过，并严惩凶手。

公安部接到毛泽东指示后，安排公安部副部长周兴亲自去督促落实这个案件。中央苏区时期，周兴曾任赣西南中路总指挥部秘书长、江西省肃反委员会秘书长、江西省政治保卫局秘书长、中革军委干部团巡视员，是古柏生前的亲密战友和老部下，两人在工作中结下了诚挚的友情。接到毛泽东的指令后，他不敢懈怠，立即向广东省公安厅下达了关于查清古柏牺牲真相及惩办凶手的指令。

事过境迁，物是人非，要查清20多年前发生在上坪鸳鸯坑古柏遇害案情的来龙去脉，难度可想而知。在龙川县委的领导下，龙川县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并派出县公安局蔡副局长、黄传梓、王文明等同志，前往古柏殉难的上坪鸳鸯坑、古柏家乡及古柏在赣南、闽西、粤北等地曾经工作生活过的地方，寻访当事人及知情人。同时，调阅查询了大量历史档案，并通过有关部门拜访古柏夫人曾碧漪等，进行了艰苦细致的调查侦破工作。

经过近一年的调查走访，专案组基本弄清了古柏被害的来龙去脉。龙川县公安局于1957年4月1日向广东省公安厅呈报了《关于古柏同志牺牲情况调查结果及对凶手初步处理情况报告》（龙安秘办字第7号）。这份报告，对古柏身份的确认、殉难的经过、尸体的处理情况以及殉难的原因等均作了翔实的报告，并附有大量的人证物证材料。

 

联络游击队 辗转赴龙川

专案组调查报告称，古柏之所以从中央苏区辗转到粤北龙川上坪山区，主要目的是“与五兴龙（即五华、兴宁、龙川3个县）游击大队取得联系，以扩大革命队伍，巩固南方阵地”。但目前一些出版物在介绍这一情节时，较普遍的一种说法是：“古柏赴东江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经专案组调查有关当事人，他们在谈话中并未提及古柏来龙川是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笔者根据调查，并查阅了赣南党史部门提供的相关资料，认为这一说法属臆想推测，与历史事实不符。

古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赣南地方党政主要领导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部门负责人，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1906年1月出生，江西寻乌人。192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参加广州起义，领导发动寻乌“三二五”暴动，并组建赣南红军第二十一纵队，任党代表和中共寻乌县委书记。1930年5月，协助毛泽东作了著名的寻乌调查。正因为这段经历，24岁的古柏被调到毛泽东身边担任秘书，跟随红四军转战闽湘赣，先后任红四军前委秘书长、红一军团前委秘书长、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等职，与毛泽东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1933年春，因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与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等一起被诬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受到错误批判，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后安排在中央粮食部任征粮突击队长。1935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受命留在赣南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央政府办事处秘书。

中央主力红军撤离赣南不久，蒋介石指挥的3路大军开始进占中央苏区。至11月，整个苏区县城全部陷入敌手。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进行了血腥屠杀，大批工农群众惨遭杀害。12月初，敌东路军第三师由瑞金向会昌推进。项英、陈毅领导的苏区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为鼓舞苏区人民的斗志，决定组织力量消灭进犯敌人。于是，项英、陈毅命令：罗屏汉率留守的红二十四师在瑞金的谢坊塘湾岗设伏；由福建独立团在瑞金河东牵制阻击敌人增援；古柏则组织瑞金和会昌的地方武装，在敌人的正面作战。

古柏接到命令后，立即率领300多名赤卫军战士奔赴战场。由于力量悬殊，武器又简陋，我方战士死伤惨重。为保存革命实力，古柏当机立断，率领幸存的50多名赤卫军队员，沿闽赣边境，突围转移到了寻乌南部的岭阳山区，与李大添领导的寻南游击队汇合。

不久，古柏又接到新指令：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以及阮啸仙率领的赣南省机关人员被敌围困在于都仁风山一带，形势异常危急。古柏与李大添率领赤卫队和寻南游击队，火速赶赴仁风山解围。后项英、陈毅及留守人员分九路突围转移，但伤亡惨重。而古柏率领的赤卫队战士大部分牺牲或打散，收拢队伍时不足10人。为保存实力，古柏决定再向敌人力量较薄弱、环境较熟悉的安远、寻乌一带转移。

爬山涉水，昼伏夜行，古柏与队员们辗转来到了安远与寻乌交界处的一座破庙里。此时，已是1935年2月初。短暂休整后，经秘密打听，得悉在寻乌南边与广东龙川交界处附近有游击队活动。古柏决定，先派几个队员前去打探虚实。

大约过了七八天，前往打探消息的队员回来报告说，在龙川县境的上坪鸳鸯坑附近，有一支号称"五兴龙游击队"的队伍在上青坑一带秘密活动，并已与该游击队队员联系上，这次同去的另几位队员被暂时秘密安排住在鸳鸯坑一空置纸厂竹棚下。

古柏在中央工作时，曾多次被派往龙川苏区指导工作。他十分高兴，当晚召集队员们开会研究，决定分头行动：李大添负责留守，继续寻找突围失散的红军游击队战士；古柏则率领几个队员，到龙川联络五兴龙游击队。

 

秘抵鸳鸯坑 夜访埋隐患

奔波了五六天，古柏一行于2月底秘密来到了上坪鸳鸯坑。

鸳鸯坑，地处赣粤两省交界处，距赣南寻乌中和墟及龙川上坪街均30余华里，属上坪区上青坑乡辖区内的一个偏僻林区，是粤赣两省“三不管”地带。这里重山叠嶂，修竹林立，是附近青云、青化等村民制造土纸的传统场所。

在鸳鸯坑半山腰，有几栋简易的竹草棚，这是纸厂工人的住所。在一栋竹棚里，古柏见到了先行到达的几位游击队战士。虽分隔时间仅有几天，但战友异地相逢，大家仍有隔世相见之感。

在纸棚，古柏见到了五兴龙游击队队长刘国洲及队员刘邦开。刘国洲、刘邦开均是龙川人，在前不久的一次战斗中被打散。鸳鸯坑曾是粤赣边区挺进大队第一支队活动的秘密据点之一，他俩到此寻找队伍，想不到在这里见到了从中央苏区来的红军，心情异常兴奋。

古柏住下后，立即派人秘密打听龙川地下党组织和五兴龙游击队失散人员的下落，并向刘国洲、刘邦开询问了解周边情况。

经了解，距鸳鸯坑最近的是青云、青化村，两地大约只有五六华里。这些村的村民世代为耕。有本钱的大户人家，雇请三五个师傅，在鸳鸯坑附近大竹山里制简易土纸，所产土纸全部靠人力肩挑到上坪墟去卖。

他们还介绍道，鸳鸯坑附近的青云、青化村，群众居住分散，姓氏观念较强。但这里群众革命基础较好，一些青年不满村霸地主的巧取豪夺，曾暗暗资助五兴龙游击队在附近开展活动。有些群众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支持过县乡的农民运动，仅青化村就有五六人参加过古柏早年在寻乌领导发动的“三二五”暴动。由于这里距中央苏区较近，许多有志青年投奔赣南当红军。

古柏听后，十分高兴。但为安全起见，古柏不敢暴露身份，并嘱咐队员们叫他“柏花”。见大家都信赖自己，古柏决定留下来，与队员们一起，先在这里稳住脚跟，再待机行动。

一天晚上，古柏与刘邦开、刘亚伏两位队员到山背一个叫赤米畲的纸厂做工友的思想发动工作，也想趁机在那里洗个热水澡。

赤米畲纸厂距鸳鸯坑约一二华里路程，居住条件一样简陋。纸厂只有一个约莫30岁出头的工人在纸棚里守厂，其他几个师傅家里临时有事回家去了。

见来了三个陌生人，这位工人手足无措，感到有点紧张。“师傅莫怕，我们是路过的，今晚来你这里借地方冲个凉（洗澡）！”古柏用寻乌客家话向对方打招呼。

刘邦开也赶紧解释：“我是五兴龙游击大队的，我也是龙川人。”听对方说是龙川同乡，这位工人才放松下来，赶忙让坐。经过交谈得知，这位工人叫王应湖，是附近青化村民，平时在家耕田，农闲时被纸厂东家雇来做杂工。

在古柏的示意下，刘邦开趁机对王应湖进行革命教育。他说：“跟厂里师傅们说，大家不要怕，红军和游击队是为穷人做事的。”

见古柏、刘邦开腰佩手枪，王应湖两眼发亮，十分羡慕。刘邦开见状，卸下自己的驳壳枪，教王应湖怎样上弹、瞄准、开枪。

王应湖拿着枪，爱不释手，问这问那，打消了对古柏等人的疑虑，与刚见面时的神情判若两人。

古柏因势利导，对王应湖说：“只要贫苦农民团结起来，拿起枪杆子，与地主老财和反动派斗，穷人就有好日子过！”

王应湖频频点头，试探性地问刘邦开：“你的枪能借我用几天吗？”

刘邦开赶忙说：“这支枪是红军游击队的，不是我私人的。只要大家会使用，今后就会有办法！”

不知不觉，已近深夜。古柏一行辞别时，王应湖提灯热情送行，并一直坚持把古柏一行3人送回鸳鸯坑纸厂住地后才返回。谁也未曾料到，就是因为这次夜晚探访，成为鸳鸯坑红军游击队灭顶之灾的导火线！

 

“二流子”告密 乡公所密谋

据专案组调查，王应湖是龙川县上坪区青化乡人，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二流子”。他对红军游击队的宣传教育根本听不进去，反而“一心想发财”，产生密报领赏及夺红军战士枪支的恶念。

一天，王应湖挑纸到上坪街卖完后，主动到上坪乡公所找到乡长王敬卿，密报了在鸳鸯坑有红军游击队活动的情况。他说：“我在赤米畲做纸时，每晚都有三三两两的红军来纸厂冲凉。他们都有驳壳枪，还教我怎样开枪。”

王敬卿，又名王运修，时年46岁，上坪青化乡人，与王应湖是村邻。听王应湖报告后，他没有立即表态。

王应湖接着又请求道：“你可派乡公所的王保去，他力气大，趁刘邦开不注意，把他的枪夺过来，连他的尸体都灭掉。”

王敬卿怕惹事，赶紧制止说：“不要惹事给村里人，现在不好去夺他们的枪，等你的纸做完后，如果红军还在那里，你再来向我报告。”

王应湖从乡公所出来后，看天色不早，赶紧往家赶。回到家后，他夺枪之心不死，又找到村人王金汉、王亚日，鼓动他俩与自己一起去夺刘邦开的短枪。

王金汉、王亚日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听说要去夺红军的枪支，当即拒绝和反对，并劝王应湖放弃此念，提醒他“不要夺不到枪反被红军打死”，王应湖无奈，只好作罢。

3月5日，王应湖在赤米畲做完最后一批纸，准备将纸厂全部家什搬回家。当时刘邦开等队员正在纸厂，见王应湖搬家要离开，就问王应湖：“纸做完了，你还来不来纸厂了？”

王应湖欺骗道：“会回来的，我明天带你们到毛里良大山里去住！”说毕，匆忙离开了纸厂。

回家途中，在一个叫柯树崀的地方，王应湖遇见村中地主王福均，便将红军住在鸳鸯坑的情况向他作了番讲述。王福均即恐吓王应湖，要他去乡公所报告，否则绑王应湖去乡公所告他“勾引红军”。

王应湖只好无奈地应承道：“我会去乡公所报告，如果今晚不去报告，纸厂的东西搬出来了，红军明天就会走！”

王应湖在王福均极力鼓动和恐吓下，赶忙回家吃过午饭，便急匆匆赶到了上坪乡公所。

在乡公所，王应湖再次向乡公所所长王敬卿报告说：“我纸做完了，红军还在鸳鸯坑住。如果今晚不派人去捉，明天红军可能就会走了。”

王敬卿问：“鸳鸯坑有红军多少人？他们有多少枪？”

王应湖说：“大约有红军上十人，枪七八支！”

王敬卿又问：“鸳鸯坑地形你最熟悉，你敢带路去吗？”

王应湖回答：“我带你们去！鸳鸯坑的地形就像畚箕一样，从山脚下两边的山路去包围，红军肯定无路可逃！”

“你今晚就别回家了，待我向县里报告后再作打算。”王敬卿感到事情重大，先安排王应湖在上坪街“同发店”住下，吩咐其随时听候安排。

当天晚上，王敬卿在自己住房里，召来县警卫队驻上坪小队队长黄居成，一起密谋“围剿”鸳鸯坑红军事宜。黄居成是龙川老隆人，军人出身。他考虑自己对鸳鸯坑情况不熟，怕耽误大事，便报告和请求县警卫队第二小队队长黄卓，一起参加“围剿”。黄卓是龙川登云人，也当过兵。他们经请示龙川县警卫队驻贝岭中队队长曾开华同意后，研究确定了“围剿”鸳鸯坑红军游击队的具体方案。

 

纸棚遭突袭 古柏罹厄难

3月6日，农历二月初二。这一天，正是传统二十四节令中的惊蛰日，恰逢民间“春龙节”。古柏天刚蒙蒙亮就起了身，习惯性地到纸棚坎上的山包大树下查完岗，再返回住地伙房，打算洗完脸后，准备为队员们起火做早饭。

正当古柏脱了棉袄，打了几瓢冷水准备洗脸时，突然听到哨兵惊叫，紧接着就是几声清脆的枪响。古柏迅即从伙房窗户往山下一看，发现山脚两边途经纸厂的山道上，两队荷枪实弹的队伍，正悄悄地往山上移动。他暗叫不好，冲进住地，对战士们命令道：“快，大家赶紧从后门冲出去！”

纸棚里的队员们听到哨兵报警和古柏命令，赶紧往山后头冲去。此时，在纸棚门口的草坪上，有一位队员正在理发。他的头刚剃了一半，听到枪响后，迅即向后门狂奔。刚冲到纸厂门口，被栏在门边的一张凳子伴倒，随着一阵枪响，这位战士便被乱枪击中。

20多年后，经龙川公安局专案组调查核实，这位红军战士姓廖，江西安远人，约40岁。遗憾的是，当事人至今也想不起此战士的名字，这位廖姓红军战士就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无名烈士。

再说古柏命令突围后，队员们迅速从纸棚后门往后山冲。当时，整个鸳鸯坑弹雨横飞，人群奔突，枪声、呼叫声相互交织，形势异常危急。

古柏见状，沉着地指挥突围的战友们：“大家边打边退，快到后山去，我来掩护！”

队友们见古柏奋不顾身地引开了敌人，就乘晨雾狂冲奔突，转眼间躲进了后山的茅草丛中，从而逃过了一劫。

古柏见队友们安全撤离了鸳鸯坑后，正要顺着战友们突围的山道撤离，一阵子弹扫过来，他身中数弹，应声倒地。一泓殷红的鲜血，顿时染红了旁边沤竹子的石灰池。

一位突围至后山的战士见古柏迟迟未到，感觉事情不妙，便返回纸棚接应。这位队员刚转入山腰，就见古柏中弹倒在路边。他二话不说，赶紧跑过去扶起古柏，往肩上一靠，背起就跑。由于古柏伤势过重，这位战士背了几丈远便感觉不对，知道古柏已气绝身亡，便赶忙放下，捡起丢在地上的手枪，夺路狂奔。

为准确认定古柏身份，专案组审讯了当时参加“围剿”鸳鸯坑红军游击队的警卫兵，了解到了当时警卫队在纸厂附近验尸搜身的一些情况：在纸厂屋角四五丈远的山腰，发现死者身穿西装，留西装头发（分头），身上勒着个空皮枪套。警卫兵叶青在死者身上搜出了猪肝色钢笔一支、袋表一只。警卫班长刘昌亮在死者身上搜出手电筒一支，还有苏维埃钢币等及写有“古柏”两字的信封（无发信地址）。警卫兵另从倒在纸厂门前的那位死者身上，搜出刻着篆字体“廖××”的手印一枚。此外，还在纸棚及附近搜出步枪一支和大米、被单及生活用具一批。当时参加“围剿”的警卫兵都认为山腰那位死者是“土匪”头子，“像照片上的人”。专察组调查报告据此认定：“当时被打死二个人，纸厂角（坎上）那个是古柏同志。”

至于古柏及另一姓廖战士牺牲后的处理情况，龙川县公安局的调查报告也作了详细介绍。专案组调查了当时同时被围的邝基杨（红军通讯员）、罗法珍（红军班长）、刘接茂（红军组织干事）等人，他们一致证实古柏及廖姓同志在鸳鸯坑遇难经过及尸体未作处置情况。他们说，那时因革命低潮，白匪扫荡，“出事后无人敢回去”，造成古柏及另一战友牺牲后无人敢去收尸。据专察组调查青化村村民刘润旭，他也证实了此一情况：“在鸳鸯坑打仗后，鸳鸯坑的纸厂就废了。几年后我去修理时，只在纸厂附近发现一些人骨头。当时很害怕，我就壮着胆子，把这些人骨头扫拢在一起，捡了一些树枝及垃圾一起用火烧掉了。”

 

延安喜来信 题词慰英灵

1937年秋，寻乌古氏家族修订族谱，准备为古柏立传。为准确弄清古柏在共产党和红军中的任职情况及事迹，委托当时奔赴延安途中、暂留在四川广汉中学任教的古柏二兄古梅写信到延安，向毛泽东询问，并请毛泽东为古柏作传。

毛泽东得知古柏在南方游击区不幸殉职的噩耗后，深感痛惜，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毛泽东沉思良久，给古梅写了复信：

古梅先生：

由西安转来大函敬悉，嘱为令弟古柏同志作传记，因忙未暇，为聊书数语，以慰古氏同胞。

    毛泽东

接着，毛泽东又在一张长约30公分、宽约20公分的洁白宣纸上，饱蘸浓墨，挥毫题词：

吾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愿古氏同胞，继其遗志，共达自由解放之目的！

悲壮流畅、笔力遒劲的字里行间，饱含着毛泽东对古柏烈士的深切怀念和对其遗属的殷殷之情。

古梅接信后，把毛泽东的复信及题词寄给了在江西吉安一家妇产医院当护士的古柏妻子曾碧漪。直至此时，与古柏分手3年多的曾碧漪，才获悉丈夫不幸殉难的消息！

曾碧漪见信思人，泪如泉涌。她获悉毛泽东的消息后，强忍住失去亲人的悲痛，立即写信给毛泽东，准备奔赴延安。

毛泽东接信后，嘱贺子珍复信给曾碧漪。可是，信被国民党党部截获，敌人到处捉拿曾碧漪。正巧曾碧漪回南雄老家探望父母双亲，敌人扑了个空。

1945年8月，毛泽东又给曾碧漪写了一封信。信中叮嘱说，国共又要分家了，路上有危险，叫曾碧漪先与地方党组织联系，坚持地下斗争，待条件成熟后再来延安。

曾碧漪接到毛泽东托古大存捎来的信后，立即与韶关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在南雄一家同学开的妇产医院当护士，一直到全国解放。

1954年春，在中纪委工作的曾碧漪经过多方寻找，在瑞金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儿子古忆民。母子俩劫后团聚，才略感慰藉。

未找到当年杀害古柏的凶手，一直是曾碧漪的一块心病。她在一次会议上见到毛泽东，就把此事报告了毛泽东。1956年，毛泽东指示公安部门，严查杀害古柏的凶手。

在公安部及广东省公安厅的督办下，龙川县公安局迅速成立专案组。经过近一年的艰苦侦查，终于查清了古柏当年在龙川遇害的真相，并对古柏殉难原因进行了初步认定。龙安秘办字第7号报告称：“古柏同志及一战友的不幸，是由王应湖告密及伪警卫队小队长黄居成积极的结果，而警卫队第二小队长黄卓亦是同谋之一。”

为此，龙川县公安局决定将王应湖、黄居成予以逮捕，并提请将黄卓（1952年8月因历史问题被捕，判刑8年，时在内蒙服刑）调回追责罪给予加刑；同时对王敬卿、王福均等人也提出了处理意见。后龙川县检察院提起公诉，龙川县人民法院于1958年6月1日对杀害古柏及另一个廖姓战友的主凶黄居成、黄卓、王福均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敬卿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王应湖判处无期徒刑。

至此，这宗20多年的悬案终于告破结案。凶手伏法，大快人心。作为古柏夫人的曾碧漪，倍感宽慰。1957年和1997年，她曾先后两次携儿子古忆民到龙川追忆往事，吊唁亲人。

20世纪80年代，经上级批准，江西寻乌县委、县政府在镇山公园内兴建了“古柏烈士纪念碑”。1984年7月4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亲自为古柏烈士纪念碑题写了碑名，并挥毫题词：“古柏烈士，永垂不朽！”令人欣慰的是，在古柏烈士长眠之地的龙川县，近年对古柏曾付诸心血的五兴龙苏维埃政府等一大批革命遗迹旧址进行了重修，并在古柏殉难地的青化村草皮岗山顶兴建了一座“古柏烈士纪念碑”，作为对广大干部群众尤其是青少年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场所。在烈士出生地和殉难地同时兴建烈士纪念碑，目前在全国尚属鲜见。

               （出处：《党史文苑》）